1959年三月達賴出逃真相之謎 (三) 十四世達賴出逃記

1959年三月十日西藏拉薩發生反抗中共的暴動，十六日十四世達賴及其家屬、噶厦重要官員，在六百多名所謂「四水六嶺衛教軍」簇擁下，逃離拉薩，越過希馬拉雅山到達印度，此一事件震驚世界，在台北稱之為「西藏反共抗暴」、在北京則稱之為西藏叛亂.

事件至今近一甲子，十四世達賴究竟是主動出逃，抑或被四水六嶺衛教軍及親英之噶厦官員「簇擁」出逃，有否外力介入？

至今仍是謎霧一團，本文試就既有文獻對此事件作一分析

上一篇：共軍進藏

三、從想看歌舞表演到出逃

中共軍隊入藏雖然順利，表面上也受到藏地僧俗官民歡迎，然而暗地裏卻是波濤洶湧。

在國境外，有夏格巴、嘉樂頓珠等人搞「哲堪孜松」的黑組織，不知是印度、美國情報人員誘惑他們，還是這幾個藏人勾結印度、美國情報人員，開始反對簽署《十七條協議》，與美印情報人員合作從事違反《十七條協議》的藏獨工作。

縂之「哲堪孜松」與美、印情報人員沆瀣一氣，意圖把西藏從中國（文化、歷史的中國）分裂出去。

在國境內，則原來的噶厦就有許多受英、印政府豢養的所謂親英分子，一心謀求能在英、印卵翼下獨立，而中共攻打西康攻下昌都時，戰事頗為激烈，死了不少康巴人，也摧毀許多喇嘛寺院，引起頗多康巴人的反感。

一些康巴富商、戰士逃往拉薩散布中共對待藏人之不當作為，激起藏人憤慨，很自然這些逃到拉薩的康巴人，就與噶厦中親英分子聯成一氣，形成反中共的勢力。

康巴戰士更組成所謂「四水六嶺衛教軍」[72]，預備從事武力抗爭，同時在印度的地下組織「哲堪孜松」也與美國情報單位接上頭，由美國空投了相當數量的武噐、彈藥、通訊噐材等[73]，這使得藏地親英分子與四水六嶺認為己得到美國支持，於是有恃無恐，行為更加囂張。

西藏地方噶厦一方面與中共簽署《十七條協議》，另一方面又與康巴「四水六嶺衛教軍」合作從事反中共的藏獨活動，西藏地方噶厦的雙重性格，令人歎為觀止。

這些所謂護教戰士，得到援助後，行為更為誇張，名為反對中共統治（因此中共稱之為叛亂組織或叛亂分子，美國及西方國家則譽之為反共鬥士），事實上在反共之外, 所到之處燒殺奸淫已是無惡不作。

如1958年七月，四水六嶺衛教軍在格桑地區以西之爭莫寺附近，襲擊中共運輸車輛，造成共軍頗大損失；同年九月十七日，這些衛教軍又在麻江伏擊共軍西藏軍區醫院門診部車隊，致共軍十六名醫護人員全遭殺害。

一般而言，即使在正式交戰地區，對敵方的醫護人員，通常都不會加以殺害；再如同年十二月十八日，這些衛教軍在貢噶伏擊共軍車隊，槍殺共軍官兵三十七人、傷二十二人；次日又在扎郎襲擊共軍執勤小分隊，槍殺共軍副團長殷春和以及官兵九十六人，傷十三人，這已經像場戰爭。

1959年一月，衛教軍又圍攻中共扎木縣縣委會，造成極大的流血事件；另僅在墨竹工卡地區，就有八十四戶藏族被搶被害，另在澤當附近一個村子，衛教軍奸汚了村子裏大部分婦女，連老婦與小女孩也未能倖免。

在乃東，竟然把群衆的心臟挖出來示衆[74]，如果說衛教軍的目的是反抗中共統治，那應襲擊中共軍隊、車輛…還可以解釋成為目標而戰，但掠奪藏人家戶、奸汚藏人婦女，則與其反共的目的有何關聯，難道護衛喇嘛教，就必須奸淫同胞女性、殺了人還將其心臟挖出來示衆？

共軍雖然「和平」進藏，但西藏局勢是外弛內張，表面上風平浪靜，實際上是暗潮洶湧，對這種亂象，1958年六月，十四世達賴指示噶厦，透過西藏工委向中共中央請示，請求中央出面處理這種亂象，企圖把燙手山芋丟給中共中央，但是中共中央並未上當，立即回電明確指出「如果叛亂分子公然攻打政府機關、學校、破壞交通，駐藏人民解放軍就要履行其保衛的職責。但西藏的社會治安，還是應由西藏地方政府自行負責解決」（見注22所引資料）.

於是噶厦很技巧的召開治安會議，組成機構以解決治安問題，並以此為由向中共中央請求發給經費與武器，中共對於所謂衛教軍之作為，武器之來源、乃至衛教軍與噶厦唱雙簧，理應早有所知，豈會輕易上當給噶厦經費，更不可能給予武噐，一時西藏地方就在這種微妙情況下僵持著。

1959年二月七日（藏曆十二月二十九日），這天是西藏傳統的「驅鬼節」，布達拉宮舉行隆重的「跳神」宗教儀式（藏語稱之為「拉爆」）.

依往例達賴邀請了中共西藏工委會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一些負責人到布達拉宮觀看「跳神」，西藏軍區副司令鄧少東及西藏工委秘書長郭錫蘭等人，都應邀前往布達拉參觀並向達賴祝賀，在休息時，達賴主動向鄧少東提出：

「聽說西藏軍區文工團在內地學習回來後演出的節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請你們安排一下」[75]，

鄧少東自是樂於邀請，於是雙方握手道別，回來後進行後續作業、及至三月一日，西藏工委統戰部副部長何祖蔭及處長李佐民專程到羅布林卡向達賴請示說：

「我們聽說在去年藏曆十二月二十九日，向鄧副司令員表示要去軍區看文工團表演，因為當時一方面要傳大召，一方面要考格西，所以沒有預先安排具體時間。現在傳召和考格西部都已結束，特來請示達賴喇嘛，是否去看戲，什麼時候去、並請確定地點，以便安排[76]。」

達賴表示曾對鄧副司令員講過要去看文工團的表演，地點最好在軍區，聽說軍區大禮堂很漂亮，順便去參觀一下，時間大體在藏曆二月初一、二、三，任何一天都可以，待確定後再告訴你們.

接着又說，這次去軍區，你們要安排得簡單一些，免得過於拘束，這樣可以看得舒服些，至于具體怎麽安排，你們可以與代理基巧堪布直接聯繫。這幾句話說得相當平實。

於是三月五日西藏工委統戰部副部長梁洪與李佐民又一起到代理基巧堪布噶章洛桑日增家裏接洽此事，要確定日期以及邀請那些人作陪客，梁洪提出一份建議名單：達賴的兩位經師、達賴的親屬、五位噶倫、三大寺的堪布，以及包括噶章在內的達賴身邊隨行人員，徵求噶章的意見，噶章當即表示同意，不過建議再加邀達賴五位「村暁」（侍講），而且還提議「請柬上不要印其他文字，只是在送請帖時說明，是為了祝賀達賴考中格西學位就可以了。」（見師博《西藏風雨紀實》頁117）.

噶章的建議似乎隱藏了不可思議的訊息，但又難以確定究竟是什麽目的，梁洪副部長只能提醒說：

「無論那天都可以，只是最近叛亂分子經常挑釁，有可能利用這件事情進行陰謀活動，達賴喇嘛的安全問題，請妥為安排。」（見《西藏風雨紀實》）

可見梁洪警覺性相當高，從噶章建議請柬上不要印其他文字，覺得事有蹊蹺，所以提出注意達賴安全問題。而噶章當時還假意表示：達賴喇嘛的飲食，由他負責安排，至於警衛問題，他要求梁洪與古松代青（達賴警衛）聯繫。

三月八日下午，噶章以電話通知西藏工委員統戰部：

「達賴喇嘛到軍區看戲的時間已定在藏曆二月一日拉薩時間下午一點鐘，即公曆三月十日北京時間下午三點鐘。」

至此達賴到軍區看文工團看表演一事，照理說已經定案，中共西藏軍區為求更完善起見，三月九日，西藏工委統戰部李佐民又到噶章處告訴他有關達賴到西藏軍區看表演的安排情況，並且交給噶章一份接待計劃.

這份接待計劃巨細糜遺地說明在軍區禮堂裏接待達賴的禮節、儀式、休息時間、休息地點節目內容等，甚至連達賴進入禮堂時，樂隊演奏的樂曲等細節都在接待計劃中作了說明，噶章對這份接待計劃當即表示同意。

一場達賴要到軍區看文工團表演的活動，在中共西藏軍區統戰部細心規下，至此應該算是順利完成所有「前置作業」，只等三月十日下午西藏時間一點鐘達賴的到來。

準備工作雖然一切順利，但卻變生肘腋（對中共西藏工區而言）就在三月九日西藏軍區送出請柬的當晚，西藏拉薩市墨本（市長）開始煽動市民說：達賴喇嘛明天（即三月十日）要到軍區複驗、看戲，漢人準備了飛機，要把達賴喇嘛刼往北京，他（拉薩市長）要每家都派人到達賴喇嘛駐地羅布林卡請願，請求他（指達賴）不要到軍區看戲。

三月十日早晨，拉薩市區立刻有三千多人去羅布林卡，隨後，就有群衆領導人出現，並且連續召開所謂「人民代表會議」、「西藏獨立國人民會議」，在集會中公開撕毀《十七條協議》，宣佈西藏獨立，和中共中央政府徹底決裂，全面發動反中共暴動（中共稱之為叛亂暴動，美歐日則稱之為反共抗暴）。

這些暴動分子在拉薩市區打砸搶燒，無惡不作，殺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藏族委員堪窮（四品僧官）帕巴拉‧索朗降措，用馬車拖着他的屍體遊街示衆達兩公里之遠[77]，對屍體褻瀆是極其落後、野蠻的行為，令人慘不忍睹。

三月十日當天動亂一開始，十四世達賴的行止似乎就被參與動亂者所控制，因為羅布林卡已被動亂群衆層層包圍，但中共西藏軍區政委譚冠三，仍透過特別藏族人士，於三月十日至十六日，與達賴有六封書信（譚致達賴三封信、達賴回函三封）。

當三月十日拉薩群衆包圍羅布林之外，還在市區打砸搶燒，拉薩市區已是一片混亂，中共駐藏代理代表、西藏軍區政委譚冠三就寫了3封信給達賴，交由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副會長、達賴的侍讀江措林活佛送到羅布林卡交給達賴，在信裏譚冠三說：由於反動分子的叛亂，請達賴暫時不要來看表演，這封原稿當然是漢文，送出去的則是譯為藏文，將漢文信件全文抄錄如次：

「親愛的達賴喇嘛：

您表示願意來軍區，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我們表示熱烈歡迎，但是由於反動分子的陰謀挑撥，給您造成了很大的困難，故可暫時不來。此致
敬禮並祝保重

譚冠三          
1959年三月十日」[78]

達賴收到譚冠三的信後，於三月十一日，就在譚冠三的信下方空白處，以藏文作了回信，其漢文譯文如下：

「親愛的譚政委同志：

昨天我決定去軍區看戲，但由於少數壞人的煽動，而僧俗人民不解真相追隨其後，進行阻攔，確實無法去訪。使我害羞難言，憂慮交加，而處於莫如所措的境地，您毫無計較，送來的信（按指譚冠三在三月十日給達賴的信）出現在我眼前時，頓時感到無限的興奮。

反動的壞分子們正在藉口保護我的安全而進行着危害我的活動，對此我正設法平息。幾天以後，情況安定了，一定同您見面。您對我有何內部的指示，請通過此人（按此人係指阿沛．阿旺晉美）坦率示知

達賴喇嘛親筆」

兹為存真起見，經尋到譚冠三首封信的藏文本（實際送出者）及達賴在原信下方空白處所作的回信（其漢文譯本如上）影本引錄如左[79]。

譚冠三接到達賴回信後，立即於同日（三月十一日）再度寫信給達賴，指出在拉薩肇事分子公開進行軍事挑釁，形同向政府挑戰，要求西藏地方噶厦政府負責的噶倫索康(註)柳霞、夏蘇等應立予制止此亂象，此信全文如次：

「達賴喇嘛：

現在反動分子竟敢肆無忌憚，公開地狂妄地進行挑釁，在國防公路沿線（指羅布林卡北面的公路）修了工事，佈置了大量機槍（此等機槍顯然由美國情報單位空投支援27）和武裝反動分子，已經十分嚴重的破壞了國防交通安全。

過去我們（指中共西藏軍區）曾多次向噶厦談過，人民解放軍負有保衛國防、保衛國防交通安全的責任，對這種嚴重的軍事挑釁行為，實難置之不理。因此，西藏軍區已去信通知索康、柳霞、夏蘇、帕拉等，請他們通知反動分子，立即拆除一切工事並撤離公路。否則由此引起惡果，完全由他們自己負責。特此報告，您有何高見，亦請盡快造知，此致

敬禮並祝保重
譚冠三
1959年三月十一日」

(註) 噶倫索康 - 按即蘇康．旺欽格勒，此人於1970年代，回到台灣，出任「噶倫辦事處」，負責人之一，另一人為宇托．紮西頓珠，1990年代，此一機構裁撤

按三月十二日以後，所謂西藏人民代表會議，一部分到布達拉宮下面開會，一部分仍在羅布林卡開會，在幾天之中舉行了四、五次會議，都着重在討論如何進行西藏獨立問題，並且討論到一旦失敗，如何取得印度的庇護，在三月十二日當天更派代表到尼泊爾駐拉薩領事館宣稱「西藏獨立」了。

同日又召開群衆大會，脅迫群衆蓋章參加叛亂，拉薩市郎子轄（警察局）更強迫十八歲至六十歲的男子都必需參加叛亂，情勢顯然難以收拾。

回頭看，達賴收到譚冠三第二封信後，於三月十二日給譚冠三寫了回信，其漢文譯文如下：

「親愛的譚政委同志：

昨天經阿旺轉去一信，想已收到了。今早您送來的信收到了。反動集團的違法行為，使我無限憂傷。昨天我通知噶厦，責令非法的人民會議必須立即解散，保衛我為名而狂妄地進駐羅布林卡的反動分子必須立撤走。對於昨天、前天發生的、以保護我的安全為名而製造的嚴重離間中央與地方關係事件，我正盡一切可能設法處理。今天早晨北京時間八點半鐘，有少數藏軍突然在青藏公路附近鳴了幾槍，幸好沒有發生大的騷亂。關於您來信中提的問題，我現在正打算向下屬的幾個人進行教育和囑託。

您對我有何指示的意見，請知心坦率的示知。

達賴  
12日呈」

這封復函的藏文原件也影印附上，按此時拉薩情況已經亂到無以復加，叛亂武裝縂部以「西藏全體會議」名義命令各宗所有十八歲到六十歲的人、都必須自帶武噐、彈藥、食物，立即趕來拉薩，不得怠慢。

且恫嚇如有對宗教事業不負責任、貪生惜命者，定將依軍法懲處。這等於發動全體藏人進行叛亂。

三月十四日上午，拉薩街上出現暫短的平靜，噶厦放出消息通知商店開業，要人們上街不准帶槍、不准喝酒、不准與漢人鬧事，並放出類似烟幕的消息說：我們不要打仗，這次是康巴人打死帕巴拉堪窮。

於是許多商家開店營業，從表面上看，像是雨過天青，其實這只是暴風雨前夕的寧靜。

同日下午，噶厦又通知拉薩市的婦女開會，有三百多個婦女在布達拉宮下面開會，另有幾百個婦女在印度駐拉薩領事館附近開會，下午四點將兩處婦女集中到一起，在街上游行、呼喊口號，象徵另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

三月十五日，叛亂武裝縂部從布達拉宮下面武噐庫裏運出二百多技英式步槍及二十五箱子彈，顯然要發動一場武裝暴動，而且叛亂份子己有要簇擁達賴出逃的意圖，找了七個年齡、面容與達賴相似的活佛或喇嘛（其中有一個是第珠活佛）、做七套與達賴衣着一樣的服裝，想以目混珠方式，掩護達賴出逃。

三月十五日，譚冠三眼看局勢都越來越亂，又給達賴寫了第三封信，全文如下：

「親愛的達賴喇嘛：

你十一日、十二日兩信均敬悉。西藏一部分上層反動分子所進行的叛國活動，已經發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這些人勾結外國人，進行反動叛國活動，為時已久，中央過去一向寬大為懷，責成西藏地方政府認真處理，而西藏地方政府則一貫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實際上幫助了他們的活動，以致發展到現在這樣，嚴重的局面。現在中央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變錯誤態度，立即負起責任，平息叛亂，嚴懲叛國分子。否則中央只有自己出面來維護祖國的團結和統一。

您來信中說，對于『以保護我的安全為名而製造的嚴重離間中央與地方關係的事件，我正盡一切可能設法處理』。對于您這種正確態度，我們甚為歡迎。

對于您現在的處境和安全，我們甚為關懷。如果您認為需要脫離現在被叛亂分子刼持的危險境地，而且又有可能的話，我們熱忱地歡迎您和您的隨行人員到軍區來住一個短時期，我們願對您的安全負完全的責任。究竟如何措置為好，完全聽從您的決定。

另外，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已決定于四月十七日舉行。特此告訴您。此致
敬禮並祝保重

譚冠三          
1959年三月十五日」

從譚冠三第三封信中，似已看出達賴已被叛亂分子所「刼持」，失去發號施令的權力，三月十六，從羅布林卡傳出消息說：叛亂武裝總部要求叛亂分不准驚動共軍，待大批叛亂武裝人員集中拉薩後，再一舉殲滅共軍。

當天下午叛亂分子在羅布林卡南面的拉薩河渡口布置了警戒，準備挾持達賴經此渡口南去，在渡口布署了四十名武裝人員、兩挺輕機槍。

藏軍第二團還在該處架了兩門砲。就在十六日這天，達賴對譚冠三第三封信作了回函，其漢文譯文如下：

「親愛的譚政委同志：

您十五日的來信，方才三點鐘收到。您對我的安全甚為關懷，使我甚感愉快，謝謝。

前天藏曆二月五日（公曆三月十四日）我向政府官員等的代表七十餘人講話，從各方面進行了教育，要大家認真考慮目前和長遠的利害關係，安定下來，否則我的生命一定難保。這樣嚴厲的指後責之後，情況稍微好了一些。現在此間內外的情況雖然仍很難處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辦法，在政府官員中從內部劃分進步與反對革命的兩種人的界線。一旦幾天之後，有了一定數量的足以信賴的力量之後，將採取秘密的方式前向往軍區，屆時先給您去信，對此請您亦採取可靠的措施。您有何意見，請經常來信。

達賴  
16日呈」

兹將此信藏文原件影印如附圖，從信中可看出達賴已意識到他已被叛亂分子所挾持，但他宣稱會在叛亂分子中找出「進步」的人，一旦找到「足以信賴的力量之後」，將採取秘密的方式前往軍區（避難）。

夏格巴於其所著的《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293，竟然說達賴這三封回信是「出於不得已才寫的」，這種說法毫無可信度。

我們再看同樣出《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294～295，很詳細的說出那些「叛亂」分子早就準備好，要將達賴「簇擁」外逃，兹為存真起見，將該段文字照引如次（以免被指斷章取義）：

「鑒於外面的情況緊急，所有有頭腦的人們都清楚地知道，達賴喇嘛猶如西藏人的靈魂，是生死存亡的主心骨，無法繼續仍像山兔扮成頑石（喻製造假象）那樣待下去了。可是內外各處都有中國人衆多的暗探和大規模的軍事組織，考慮到若因洩密而無法動身出走，必然凶多吉少。遂不得不努力地裝得像冬天的杜鵑一樣（喻不張聲勢）。負實際責任的人們冒著巨大危險，處理也十分困難，最重要的是要絕對秘密地完成此事（指保證達賴喇嘛出逃）。達賴喇嘛要出外，衆人都愿一起離去，誰都不愿留在中國人的統治下生活，都愿帶著家眷和親屬離開。這種想法大家全都一樣。可是細想起來，這無疑是不可能解決的巨大困難。然而，所有僧俗民衆發誓像拋棄擦屁股的石頭一樣捨棄自己的眷屬、子女、兄弟和珍寶，發誓愿為宗教和政治之公事保守秘密，矢志不渝。懷著無所畏懼的氣概，功德林寺拉丈為達賴喇嘛騎乘的騾馬盡量多準備了全套鞍具、馬料、精糧、褡褳，保存於察古溪；達隆寺拉丈準備達賴喇嘛的餐具和卧具等。布達拉宮的廚師先行打前站。同樣，下密院卸任堪布阿旺烈旦、色拉寺麥扎倉堪布阿旺扎巴帶領幾個青年僧徒助手，提前出發去山南地區察看有無中國的探子和軍隊。護教自愿軍的一支部隊經塞曲河開到聶塘地區諾布崗待命；並在甲桑（今堆龍德慶縣境內）和涅薩二渡口設置衛兵守護渡船；一支部隊駐扎在扎地、桑耶和文浦等地，一支部隊切拉山口悄悄地陸續到達朗杰崗和桑達等地。同時，在熱瑪崗的後山、班咱渡口等地布防。退職官員洛桑益西等人秘密來到羅布林卡匯報護教自愿軍各部隊的情況和要求彈藥。為了使達賴喇嘛正式出走那天不引起任何人懷疑，每天晚上近侍和噶倫們身著普通衣服，到羅布林卡外圍牆內外巡邏。通過公開、秘密等各種方式，精明而巧妙地組織了多種不同的活動。聯繫當時的情況考慮，那些謀略措施真令人奇妙叫絕。」

從上引這一大段文字，只看一堆人在部署達賴逃亡事宜，完全看不到達賴本人的意思表示，不但沒有指示他要準備逃亡，連暗示都沒有。

其實當時夏格巴人在印度，不可能知道拉薩的詳情，上面這一大段文字，都是事後憑他人口述和記載下來，試想那些挾持達賴出逃的人，豈會承認達賴是被狹持出逃的？

達賴親筆復函譚冠三說「將採取秘密的方式前向往軍區」，卻被夏格巴解釋為是「出於不得已」，可見《藏區政治史》一書可信度很低。

對於史實任意歪曲，對於史料隨心曲解、刪節、斷章取義，這一本《藏區政治史》只是藏獨的文宣，用來迷惑外國人的宣傳品。

1956年三月十七日，十四世達賴，其家屬、噶厦官員終於在當日晚間搭牛皮船渡過拉薩河出逃。

劉教授說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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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所謂四水指怒江、長江、瀾滄江、黃河，六嶺指色黃岡、繃波岡、木雅熱岡、擦瓦岡、芒康岡、瑪札岡，或作四水六岡，見茨仁夏加《龍在雪域》頁593~594。

[73]  關於美國支援藏人武器一事，可參看1999年四月十九日出刊之《新聞周刊》，以《西藏：中國的科索沃？》為題，獨家報導美國中央情報局四十年前如何吸取藏人，協助達賴和打一場「浪漫」的秘密戰爭，該文由台北《聯合報》於1999年四月十四日搶先譯出，以《四十年前、中情局在西藏的秘密作戰》為題刊出。

[74]  見師博《西藏風雨紀實》頁109。

[75]  見厲聲、孫宏年張永攀《十四世達賴喇嘛人和事》四川人民出版2011年，頁163。

[76]  見師博《西藏風雨紀實》頁116。

[77]  見厲聲、孫宏年、張永攀《十四世達賴喇嘛人和事》，頁165。

[78]  見厲聲、孫宏年、張永攀《十四世達賴喇嘛人和事》頁166，達賴回信的漢譯也出於此書，另二信漢文本出於注27所引書。

[79]  此項藏文本信件，採自四川藏學研究所重點研究課題《西藏歷史地位辨——評夏格巴〝藏區政治史〞和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頁265，另兩函藏文本也採自此書，列頁568~571。按此書係由許多學者共同完成，詳情可見該書頁745~746之《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