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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三月達賴出逃真相之謎 (一) 中共進藏前夕



1959年三月十日西藏拉薩發生反抗中共的暴動,十六日十四世達賴及其家屬、噶厦重要官員,在六百多名所謂「四水六嶺衛教軍」簇擁下,逃離拉薩,越過希馬拉雅山到達印度,此一事件震驚世界,在台北稱之為「西藏反共抗暴」、在北京則稱之為西藏叛亂.


事件至今近一甲子,十四世達賴究竟是主動出逃,抑或被四水六嶺衛教軍及親英之噶厦官員「簇擁」出逃,有否外力介入?

至今仍是謎霧一團,本文試就既有文獻對此事件作一分析

一、中共進藏前夕

自民國肇建伊始,在英國蠱惑、慫恿下,十三世達賴即懷攜貮之心,民國二年1913年)竟與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簽訂所謂《蒙藏條約》,其中第一、二條明定互相承認彼此為獨立君主[53],從此逐步邁向西藏獨立.

但當國民政府北伐完成,奠都南京,透露國家團結統一曙光,國民政府始終認定無論西藏、外蒙古,新疆都是中國固有領土的一部分,不容分裂.

因此派員入藏會晤十三世達賴,宣達中華民國主張五族共和、民族平等的政策,而十三世達賴眼見中國前途光明在望,也同意在南京,北平分別設立西藏駐京辦事處及駐平辦事處,其與中央之關係,呈現若即若離狀態,較前已有改善。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十三世達賴圓寂,國民政府乃特派大員參謀本部次長黃慕松率團入藏致祭並代表中央政府冊封十三世達賴名號。

在藏期間與攝政熱振呼圖克圖及噶厦官員相談甚洽,西藏與中央關係頗有改善,離藏時留下蒙藏委員會委員劉樸忱及蔣致余等少數幾人,以作為西藏地方噶厦與中央聯絡之窗口,也為後日設置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之嚆失。


未幾,藏地尋獲十三世達賴轉世靈童(呼畢勒罕)為出生於青海西寧塔爾寺附近之拉木頓珠一人,報請免予掣籤並擇日坐床。

中央一則准其免予掣籤,再則特派大員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率團入藏監臨十四達賴坐床大典,事後遂設置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

之後,由於英國幕後蠱惑、煽動及藏中親英派分子之反熱振呼圖克圖,終於造成熱振辭卸攝政並舉老邁狀似昏庸之小活佛打扎代理攝政,並約定三年後交回攝政予熱振。

就在此三年中,西藏地方政壇親英派分子大事反撲,將噶厦中親熱振官員剷除殆盡,更進而將熱振逮捕下獄,且在獄中將之毒害而死,從此西藏地方噶厦遂在英國操控下,一步步走向藏獨。

國共內戰期間,國民政府節節失敗,中共建政已屬指日可待,此時西藏在英印政府教唆下(註),認為國民政府終將全面失敗,而中共雖佔領大片土地,並建立政權,但一時之間尚無實力進入西藏,在此權力真空時期,乃是實現西藏獨立之最好「時間點」。

(註)原英國拉薩代表黎吉生,於印度獨立後,仍被印度任命為駐拉薩代表

這也可以看英國不愧是老牌的帝國主義,連其訓練下的爪牙黎吉生也深得分化、裂解中國的最佳時間點,然而無論國民政府或中共都堅持西藏是中國固有領土的一部分,不容分裂不許脱離中國,黎吉生無論如何蠱惑、慫恿噶厦進行西藏獨立,都將徒勞無功。

1949年九月廾一日,中國共產黨邀集大陸各民主黨派、各界附共人士、各邊疆少數民族意見領袖、各地區共軍、人民團體以及海外若干華僑代表,在北平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十月一日中共宣布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改北平為北京,並以之為首都。

同年冬至次年春,中共開始籌劃如何和平解放西藏,在此稍前之1949年九月七日,中共《人民日報》以「社論」方式發表《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專文。

中共宣布建政時,西藏十世班禪額爾德尼(註)、喇嘛教理論大師喜饒嘉措(十三世達賴生前至為推崇)、夏日倉活佛、桑吉悅西等藏族高層僧俗,紛紛痛斥帝國主義者企圖分裂中國的陰謀,要求中國統一[54]

(註)西藏十世班禪額爾德尼係於同年八月國民政府宣布承認並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關吉玉赴青海,主持其坐床大典,按班禪與達賴在宗教地位上無分軒輊,西藏諺語稱:天上的太陽月亮,地上的達賴班禪,可見兩者地位相當

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及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電復十世班禪額爾德尼,該電文指出:

西藏人民是愛祖國而反對外國侵略的,他們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政策,而願意成為統一的、富強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國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能滿足西藏人民的這個願望[55]。」

可見中共對西藏也是堅持其為中國固有疆域,不容分裂,且明示不惜以武力「解放」西藏(在覆電中特別提及中國人民解放軍)。

然而西藏地方噶厦仍然異想天開,想趁這一段權力真空期間遂行其西藏獨立的幻想,於1950年二月經西藏內部商議後,決定派代表與中共就西藏「繼續維持獨立自主」的問題(從未獨立,何來繼續維持特獨立自主可言?),與中共展開談判。

其所派所謂談判代表為:孜恰堪窮土登杰波、孜本夏格巴.旺曲德典、哲蚌寺洛色林扎倉柯沃格西洛追嘉措,僧俗佐理人員拉丈匡佐車仁色、齊美松曾為英文譯員、彭錯扎西為漢語譯員。

這一批代表攜帶派任證件,前往邊境,預備與中共進行談判,同年三月該批人等到達印度噶倫堡,同時透過十四世達賴之二兄嘉樂頓珠(另作雅色杰頓,娶漢人朱姓女子為妻)的岳父朱州乎致函中共,要求派「全權」代表到距中國不遠的邊界進行談判[56]

此所謂邊界應指香港,然而因英國不予上述諸人香港簽證,各該人等遂無法到香港,而夏格巴從此滯留印度,並與嘉樂頓珠等人,在印度組織「哲堪孜松」的秘密組織,從事藏獨活動。

另一方面透過聯繫,將數百年來,歷輩達賴所聚斂的財物,從拉薩布達拉宮偷偷運到錫金首府甘托克(十四世達賴逃亡印度後,又從甘托克運往印度),其數量之多,難以推估。

所謂「哲堪孜松」,係藏語節略以英語音譯,其英文全稱為Jenkhentsisun(註),縮寫為JKTS,其所以取此名者,以其隱秘難解,便於從事西藏獨立運動[57]

(註) Jenkhentsisun這個詞中的
Jen」是藏語「兄長」的音譯,指十四世達賴二兄嘉樂頓珠而言,
Khen」是西藏地方噶厦政府四品官「堪窮」堪的音譯,
tsi」是指噶厦政府審計、財政官員(也是四品)「孜本」孜的音譯,夏格巴就是孜本,
Sun」是藏「三」的音譯。

整個Jenkhentsisun(哲堪孜松)就是由三個人組成的秘密組織,既像情報單位,也像黑社會組織。

「哲堪孜松」成立之後就開始與印度情報單位接觸,也與美國情報單位有所聯繫。

這幾個人的野心,加上美國、印度情報人員的誘煽,而西方國家對中國(指文化、歷史意義的中國)從來就是抱持弱化、分化、裂解的思維,但凡能達到上述三項目的者,就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去做,時至二十一世紀的今日,美、歐、日、印各國仍抱持此一原則對待北京或台灣。

印度政府初期不同意滯印藏人從事政治活動,但意識到一旦中共在西藏站穩脚跟,必然會在中印邊界發生衝突。

印度繼承了英國殖民印度時侵華所自行劃定的所謂「麥克馬洪線」掠奪了一些原屬中國西藏的土地,但無論國民政府或中共政權,基本上都不承認此一非法的「麥克馬洪線」,因此中印邊界紛爭,自印度獨立伊始就已經存在。

因而印度視中共為潛在的威脅,於是印度總理尼赫魯玩起兩面手法,一方面為了維持與中共的友好關係,在表面上不准滯印藏人從事反華活動,另一方面於1952年三月暗中部署由印度情報局制定對西藏進行情蒐工作計畫,並指示與滯印的嘉樂頓珠等人聯繫。

而此項行動迎合夏格巴、嘉樂頓珠等人所組織的「哲堪孜松」的需求,此所以哲堪孜松得以在印度生存的原因。

1954年夏天之後,哲堪孜松與印度有了深一層發展,印度政府開始給予經費支持,於是夏格巴等人將秘密的哲堪孜松轉化為公開的「西藏福利會」。

試想印度豈會平白給夏格巴等人以經費支持,顯然發現西藏福利會搞藏獨,是可以用以制衡中共,比正面與中共衝突,可以說「便宜」了許多。

夏格巴、嘉樂頓珠等一批人在搞秘密組織,從事西藏獨立的同時,原經嘉樂頓珠岳父朱洲乎函轉中共中央,於1950年四月八日中共中央復函,表示將派員到香港與西藏地方所派代表進行談判。

之後以夏格巴等未能取得入港簽證,在香港談判遂告不成,夏格巴等人遂滯留印度搞西藏獨立,已如前述。

於是又派扎薩克索康蘇巴、旺欽澤丹等人到印度,向中共駐印大使袁仲賢聯絡,袁仲賢表示談判地點以北京為宜[58],由是西藏地方噶厦另派噶倫阿沛.阿旺晉美為首之談判代表,阿沛.阿旺晉美及助手一行,自昌都出發,經打箭爐、雅安、重慶、西安,於1951年四月二十二日到達北京,另有代表札薩克凱墨巴.索南旺堆、堪仲土登丹達則經香港於四月二十六日到達北京。

西藏當局之所以願派代表到北京談判,而且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其中有一段插曲:

按阿旺晉美原係噶倫,且為昌都總督,當中共軍隊攻下昌都時,以俘虜對待阿旺晉美,其時中共派康巴藏人平措汪杰(係共產黨員)前往游說,希望能以和平的方式「解放」西藏,既見以戰俘對待阿旺晉美,認為如此對和平解放西藏,毫無助益,經平措汪杰向中共十八軍將領交涉,恢復了阿旺晉美的貴族、高階官員的體面,且給予禮遇。

經多次洽談,阿旺晉美同意致函噶厦希望能以和平方式洽談西藏的「解放」,此一信函初經阿旺晉美與平措汪杰多次修改後,交由中共十八軍將領,又經數次修改,最後由阿旺晉美及其所屬西藏官員簽名,派人送往拉薩[59],顯然這封信發揮了作用。

阿沛.阿旺晉美等人到北京後,於四月二十九日開始談判,在正式談判開始前,中共李維漢說:

我們是一家人,大家商量把事情辦好。

建議大家共同學習《共同綱領》與十大政策[60],在談判過程中自不免有一翻你來我往的爭辯,據夏格巴於其所撰《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251中稱:

西藏政府的代表們根本談不到什麽為使西藏保持以前的獨立而進行溫和巧妙的協商,以及向自己的政府請求了。對方只一味地說,西藏要從外國帝國主義控制下求得和平解放,西藏人民要回到自己的祖國大家庭等等,違背了實際情況,修改了談判原則,蠻橫地不讓人說話,那怕說一句〝把個辭句寫得明確些〞,他們就惡語傷人,表現出不滿意的態度。最後,按照他們的意思簽了一個所謂《十七條協議》,不管承認或不承認都一槌定音,連西藏代表說話的語氣稍微不合口味時,張經武就會拍桌子站起,憤怒地說盡粗話,而且會議主持李維漢粗暴的話也越來越多。最後,他們說:要麽同意這個協議文本,否則你們無論明天或後天返回,都不阻攔,直接放行,中央政府只不過給邊境官員發一通電報而已,無別的任何困難,用不著在這裏扯皮了。

夏格巴這一段記載充滿臨場感,似乎夏格巴就在談判會場,所以才能有這些使人覺得有身臨其境的描述,然而當時夏格巴遠在印度,反之,當時在談判會場擔任翻譯的康巴藏人平措汪杰並沒有類似的記述[61],顯然夏格巴是在「創造」歷史[62]

如果夏格巴所說是真的,那麽西藏代表大可不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上簽字(該《協議》共有十七條,由於協議全名太長,一般均簡稱之為《十七條協議》)。

這個《十七條協議》從1951年四月二十九日開始談判,談判過程將近一個月,於同年五月二十三日雙方簽字。

當時十四世達賴在亞東,當西藏談判代表將《十七條協議》帶回拉薩後西藏內部顯然又經過詳細,冗長的討論,直到五個月之後,十四世達賴始於1951年十月二十四日,正式致電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表示擁議《十七條協議》,此項電文全文如下:

中央政府毛主席:
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權代表噶倫阿沛等五人,於1951年四月底抵達北京。與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權代表進行和談,雙方代表在友好的基礎上,已於1951年五月二十三日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地方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並在毛主席及中央政府領導下,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保護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謹電奉聞。
西藏地方政府達賴喇嘛
公曆19511024
藏曆鐵兔年824[63]


在這項電文中稱「雙方代表在友好的基礎上」句,等於狠狠的打了夏格巴一巴掌。

十四世達賴當時人在亞東[64],且中共尚無一兵一卒進入西藏,其所發致毛澤東之上項電文,可以說是在毫無壓力下,經西藏地方噶厦、僧俗群衆大會討論後,決定接受《十七條協議》,也就是承認西藏是中國(指文化,歷史意義中國)領土,且同意協助中共軍隊進藏,然而卻在同一時期夏格巴、十四世達賴二哥等人,在印度組織「哲堪孜松」搞起西藏獨立活動,這是相當怪異的事。

一方面西藏政教領袖達賴擁護《十七條協議》,另一方面其二兄嘉樂頓珠及夏格巴等卻在印度搞破壞《十七條協議》的藏獨,是他們不尊敬西藏政府領袖達賴,還是外國所給的利益太以誘人,使他們不惜背叛自己民族領袖,或者是達賴在玩兩面手法?這就是中共進藏前夕的情況。





[53]   條約全文可參見孫煦初譯《西藏外交文件》;另英國學者阿拉斯泰爾.蘭姆(Dr.Alastair Lamb)著.梁俊艶譯、張雲校《中印涉藏關係史》(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ibet 1904 to 1914)一書附錄十四列有中英對照全文,此書係北京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2017年,該附錄列頁533~536,作《藏協定》。
[54]   見《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西藏》,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頁125,另克珠群佩主編《西藏佛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頁748也載有此事。
[55]   見《關於西藏問題》,人民出版社,但此處係轉引自祝啓源《中華民國時期西藏地方予中央政府關係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年,頁354
[56] 見夏格巴《藏區政府治史》漢譯本,下冊230.232頁,此書於1992年由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係內部發行。另廖祖柱《西藏的和平解放》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1年,也有類似記載,但對所派人員名單不夠全面。
[57]   見王小彬《夏格巴日記與西藏幸福事業會》專文,王小彬係北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當代研究所研究員。
[58]   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25
[59]   見梅.戈爾斯坦、道緯喜饒、威廉.司本石著,黃瀟瀟譯《一位藏族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時代和政治生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33-135
[60]   見師博(係數人集體寫作所用之筆名)《西藏風雨紀實》,頁56-57;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251,稱為「十項條款協議」。
[61]   見注7所引專書頁141-144
[62]  夏格巴之《藏區政治史》一書類似杜撰或任意節刪、簒改歷史,多到不勝枚舉。
[63]  塔斯社於1951年十月二十七日引新華社文稿。
[64]  達賴之所以在亞東,原擬在必要時可以逃往印度,而當時美國情報人員也鼓勵十四世達賴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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