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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四大巨頭之吳三桂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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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三桂,原係明朝山海關守將,明末內政不修,加以天災不斷,於是流賊處處,其中以李自成、張獻忠最為大宗。

明末帝朱由檢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自縊,並捕獲吳三桂之父吳襄,命其致書吳三桂,囑其來降,吳三桂原已願降,嗣得知其愛妾陳沅(即陳圓圓)為李自成所掠,遂衝冠一怒為紅顏,轉而降清,乃引清兵入北京,並助清廷四處討伐流寇,封為平西王,鎮守雲南,軍政均得以自專。


後因耿精忠請求撤藩,欲回遼東終老,清廷准其所請,由是吳三桂懷疑朝廷有意撤藩,乃假意向朝廷自請撤藩,以測朝廷態度,不意年青之康熙竟准其所請,由是吳三桂起兵反清,但以師出無名,先盛而後衰死於軍中,未幾即被清廷所敉平。


吳三桂與三藩之亂


所謂三藩有前後三藩,故明餘緒福王朱由松、唐王朱聿鈞、桂王朱由榔是為前三藩;而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是為後三藩。

對清朝而言,兩者絕不相同,據清代學者魏源的說法兩者的差異是:

語敵寇之名號,則前順而後逆(前指前三藩,後則為後三藩),語國家之兵力,則前甫新造而後乘全盛,語戡定之戰功,則前若拉朽而後等摧山,事倍功半;勞佚相百者何哉?勢重則藩鎮劇于殷頑,助少則守成,勞于創業。[3]


從上引文獻可知後三藩之亂,對清初政局影響之大,但吳三桂以出師無名,按吳三桂曾絞殺故明永明王,無法以反清復明為口號,最終落得死於軍前收場。

按吳三桂降清被封為平西王後,極受清廷重視,使其自專於雲貴一帶,據趙翼稱:

三藩之中三桂功最多,隨大兵定蜀、定滇,取永明王於緬甸,皆與有勞,故恩禮獨隆,進封親王令統所部留鎮滇黔;所屬文武官聽自選用,……[4]

不僅如此,吳三桂為厚植一己之實力,與西藏(時仍稱圖伯特)五世達賴進行茶馬互市于北勝州,于是西番蒙古之馬,由西藏入滇者歲千萬匹[5]

從此可見吳三桂與五世達賴有往來,馬為戰爭重要工具,可視之為「戰略物資」,雖則文獻所載由西藏入滇之馬歲千萬匹,不免有誇大之嫌,但藏地並不產馬,青海、甘肅、內蒙則產馬,但數量也不可能每年有千萬匹之多,不過五世達賴為吳三桂居中向蒙古求售馬匹則為不爭之實(其時青海為蒙古和碩特部所有,今寧夏阿拉善一帶也為和碩特部所有),可見吳三桂屯積戰馬,早懷不軌之心。



據魏源《聖武記》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記上》所載,當時三藩所擁有的兵力,耿尚二藩各有十五佐領,領綠旗兵各六、七千,丁口各二萬(指六、七千之綠旗兵及其家屬)。

按清代八旗制度中有佐領一級,位階為正四品,滿語稱牛彔額真最初每十丁編一組,其長稱牛彔額真按「牛彔」乃滿語「大箭」、「額真」為「主」之意,質言之牛彔額真就是此十丁之長,漢語稱之為「佐領」,其後部族擴充,每一牛彔從原先之十人,擴充為三百人。

但平西王吳三桂則擁有五十三個佐領,換言之吳三桂擁有一萬五、六千個兵丁,含其眷口則多達數萬人,這只指直屬於吳三桂的綠旗兵。

有五十個佐領,則可設置左右都統[6]下設前後援剿四鎮分十營,每營有兵一千二百人。

吳三桂除擁有雄厚之兵力外,並以其親信吳應麒、吳國貴、胡國柱等為都統,以馬寶、王屏藩、王緒等十人為總兵。

清廷以其時吳三桂初入滇,羽書旁午,對之特為寬容,雲貴督撫均受其節制,對其用人也飭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由吳三桂所薦舉之文武官員稱之為「西選」[7],對財務所需,戶部不得稽遲,當時「西選」之官遍天下,清廷對之可謂寬厚至極。

以順治十七年1660年)部臣奏雲南省俸餉年需九百餘萬,此乃一筆龐大開支,於是廷議召還滿洲兵外,並裁減綠營兵萬分之二,以撙節開支。但吳三桂以邊疆未靖,兵力難減,于於發動對緬甸、水西戰役,以之為保留兵餉之藉口,其擁兵自重心態已是昭然若揭。

吳三桂入滇後,奪故明桂王朱由榔舊宮為藩邸,並加以擴建踵事增華,極侈麗之能事,盡括原雲南豪族沐氏舊莊七百頃以為平西王藩莊。

除與西藏五世達賴進行茶馬交易外,更假濬渠築城為名,廣增開市,鑿鹽井、開礦、鼓鑄,潛積硝磺諸禁物(硝磺可用以製造炸藥)。

對雲南地區重斂金幣,廣積財物,以結交文士,期冀渠等為其效力,其專制滇中十多年,日練士馬、磨利器械,水陸衡要,編置私人,各省提鎮,多為其心腹,其子且尚公主,日在朝廷行走,朝中大小事務無不嫺悉,朝夕飛報與吳三桂,更詭稱蒙古侵掠麗江、中甸,於是調兵前往征勦,旋又稱蒙古兵已遁走(以上均據魏源《聖武記‧康熙戡定三藩記上》),以此唬弄朝廷,得以繼續擁兵自重。

康熙十二年1673年),平南王尚可喜受制於其子尚之信,遂用幕客金光之計,上奏朝廷請歸老遼東,留子鎮粵,朝廷准其所請,遂令尚可喜撤藩回遼東故籍,其時為康熙十二年三月。

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耿精忠疑朝廷有鳥盡弓藏之意,頗不自安,遂於同年七月也疏請撤藩,以探朝廷是否有撤藩之意,疏上,康熙命群臣廷議,當時群臣咸以吳三桂兵多權重,不可遂移,如准其撤藩,恐變生肘腋,惟有戶部尚書米思翰、兵部尚書明珠、刑部尚書莫洛等力請准其撤藩[8]

康熙遂准其撤藩,吳三桂原係試探性請撤藩,料想朝廷必會加以婉拒,不料朝廷竟准其所請,吳三桂騎虎下,況且早畜異志擁兵自重,豈肯就此束手,且已與五世達賴互通聲息,無後顧之憂,遂決定起兵反清,時為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按國史傳統一旦舉兵必得有名,吳三桂之舉兵,名義難定,若以反清復明為號召,則吳三桂曾追入緬甸絞殺故明永明王,若以驅逐滿虜復我中華為號召,則吳三桂之降清受爵將作何解?

初時吳三桂曾想待行至中原再行舉事,但又恐事機泄露,惟反清已是勢在必行,終於發難舉兵討伐滿虜,遂蓄髮易服,建元立號,以明年為周王元年,改元紹武,鑄錢「利用通寶」,旗幟皆用白色,時貴州巡撫曹申吉、提督李本深,雲南提督張國柱皆從之,雲貴總督甘文焜聞變出走,至鎮遠被吳三桂軍追及自刎,消息傳至北京,舉朝震動。

註:
巡撫係官名,始於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係一省之首長,清沿明制,別稱撫台、撫院、撫軍
提督官名,始於明代為總兵以上之武官名,清代設提督軍務總兵官,簡稱提督,從一品,為一省之高級武官,與督撫並稱「封疆大吏」,提督所屬有鎮、協、營、汎各級


吳三桂之軍於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攻陷沅州(今湖南省懷化市芷江侗族自治縣)使澧、辰之間(澧,今湖南省常德市澧縣;辰,今湖南省懷化縣辰溪縣一帶)道路不通,清偏沅巡撫使盧震棄長沙奔岳州(今湖南省岳陽市)。

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正月二十四日,四川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麟、總兵譚宏等降吳三桂,其時滇、黔川均已失陷,桂、閩、陝危殆,清廷乃先後命都統巴爾布等赴荊州(今湖北省荊州市江陵縣),都統朱滿等馳赴武昌、將軍尼雅翰等速抵安慶(今安徽省安慶市)、總兵除治都還守彝陵(經查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八冊《清時期,無彝陵,但有彝良,在今雲南省東北角,地近四川,以當時情勢而言,兩者恐非一地》),鎮西將軍席卜臣駐守西安,清兵雲集於鄖陽(今湖北省十堰市鄖西縣及鄖縣,兩縣相鄰,在湖北省西北部,清時為鄖陽郡,郡治在鄖縣)、宜昌荊州、武昌諸郡逗留觀望,無敢渡江攖吳三桂之鋒者,可見吳三桂其時聲勢頗盛。

當吳三桂據澧州,占常德、陷長沙時,清廣西將軍孫延齡起而反清,自稱安遠大將軍,殺都統王永年、執巡撫馬雄鎮;同年九月,吳三桂集重兵于中路長沙、岳州一線,又遣總兵彭士亨為左路,直犯川北廣元,謀據寧羌(時為寧羌州,今為陝西省漢中市寧強縣,在陝西省西南角,緊鄰四川省東北角)入陝西。

九月二十三日,清定南將軍希爾根奏,吳三桂派將率兵出右路,徑攻江西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在江西省中西部),企圖與耿精忠兵聯成一氣;同月二十四日清廣西提督馬雄、左江總兵郭義叛清,廣西全省騷動,清廷命安親王岳樂為定遠平寇大將軍,率軍討之。吳三桂此時氣勢鼎盛。

吳三桂起事之頭幾年1673~1678年)在疆場上頗稱順利,侵城掠地,也頗有所得,雖建元立號,但並未稱帝,至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始於衡州(清為衡州府,府治在今湖南省衡陽市)南岳之麓,三月初一,祭天稱帝,正式建號大周,改元紹武。

以衡州為定天府,置百官、封諸將,造新曆,舉鄉試,以之號召遠近,殿瓦不及易黃,以漆髹之(髹,音休,以漆塗物使之美觀為髹),構廬舍萬間為宮殿,但遇大風雨,登基儀式潦草完成,就中國傳統習俗而言,此乃不祥之兆,《清稗類鈔、方技類》曾載以下一段趣聞,姑且錄之:

「衡州嶽神廟(按衡山為五嶽中之南嶽),有小靈龜,大僅如錢,三桂之叛也,妄冀神器,擇吉祀神,置輿地圖,而默祝之,以視神之所向,龜蹣跚循走,不出長沙、常德(此二地均在湖南省東北部),返至湖南而止,再拜、再禱,龜復如之,三桂及其黨相顧失色。」[9]

這一則雖是稗官野史之說,當然是吳三桂失敗後始有之傳說,姑妄錄之,以作為清人對吳三桂起事之看法。

吳三桂稱帝後不及半年於1678年八月中風,於八月十七日遂死,吳三桂一死,餘眾已不足道。

綜觀吳三桂原係明朝遼東守將,以愛妾為流寇李自成所奪而降清,節操可議,既以身為貳臣,且受封平西王,其子且為額駙,集榮華富貴於一身,理應安份守己,然而自古降臣(將)均有不安之心,而新主則對降將有猜忌之意,況且有所謂功高震主,吳三桂對清之入關居功厥偉,又擁兵自重,朝廷對之豈有不防備猜忌之理。

吳三桂之反清,全然出於恐懼個人權力名位受剝削,既不能提出恢復故明口號(以其遠征緬甸、追殺故明永明王),以號召故明遺老,又不知提出驅逐滿族,以激起漢人之擁戴,在此種情形下,吳三桂之起事,可說是師出無名,其以失敗收場,似可預卜。

不過吳三桂卻知曉聯絡其後方的西藏五世達賴,以免有後顧之憂,此在戰略上具有積極意義,而五世達賴也為此致書清廷(漢文文獻稱「奏言」,其實其時清朝尚未綏服西藏,用「奏言」似未妥)稱:

「三桂若窮蹙乞降,可宥其一死,倘竟鴟張,不若裂土罷兵。[10]

從此項文獻可見,在康熙十三年以前,吳三桂與五世達賴及西藏,除前述茶馬交易外,必然曾給予五世達賴相當多的「供養」,否則達賴豈肯遣使向康熙求情「三桂若窮蹙乞降,可宥其一死」,甚至說出「倘竟鴟張,不若裂土罷兵」這種語,必然得到吳三桂相當「好處」,此乃合理推測。

雖然有所謂: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但吾人需知政治人物之話語,可信度不高,甚且所記載下來者,往往與政治人物之原意相反,茲姑舉二例以為佐證:

例一,康熙時雖因準噶爾問題,始終無法徹底解決,唯一解決之道,為攻滅準噶爾。

攻滅之道如能聯合遠徙裹海北境、伏爾迦河東西兩岸之土爾扈特部蒙古[11],形成東西夾擊之勢,當可事半功倍,其戰略思維,一如漢武帝之聯烏孫以合擊匈奴。

但康熙以身為「天朝」皇帝,自不願表示有與土爾扈特合兵擊準噶爾之意,於其五十一年(1712年)派以太子侍讀殷札納為首,輔以理藩院郎中納顏、內閣侍讀圖理琛等共三十二人之使團,經俄境西伯利亞赴裏海北境土爾扈特,會晤土爾扈特汗阿玉奇,事後圖理琛撰有《異域錄》一書,(西人以此稱該使團為圖理琛使團),《異域錄》全書均未提到康熙要聯合土爾扈特之意,按中國官場長官之意向尤其帝王,多不願宣之於口,往往希望部屬或臣工揣摩上意提出長官或帝王心中之意向,對中國官場政治文化略有所知,當會同意本文之看法,按殷札納使團可能沒有能猜中康熙心中想法,康熙在使團出發前,來請「聖訓」時,康熙不得不將心中想法以反面之方式提出「訓示」,康熙面諭使團:

「彼等(指土爾扈特阿玉奇汗等)若言欲會同夾攻(準噶爾部)策旺拉布坦(即策旺阿喇布坦),爾等斷不可應允。但言策旺拉布坦與大皇帝甚是相得,不時遣使請安入覲,大皇帝也時加恩賜,雖其勢力單弱窮迫已極,我主斷不征伐,此事甚大,我等未便相允。」[12]

康熙之「聖諭」可說是違心之論,「聰明」之臣工當能體會出康熙本意。

例二,再看當代之例子,自中央政府遷台後,台灣處處可見蔣介石銅像,但據《蔣中正日記》41年十一月一日所記:

「台北基隆道口、松山機場岔路口銅像於生日揭幕,此實浪費招搖之事,以後應嚴禁在生前再建銅像也。」[13]

就在蔣介石「以後嚴禁在生前再建銅像」之「訓示」之下,蔣氏銅像越建越多,以當年蔣氏之威權統治,果真決心禁建銅像,試問何以銅像越建越多,可見政治人物之言論往往言不由衷,甚至具有反面之宣示作用。

因此所謂: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未必是金科玉律。西藏政教高層之言論更為隱晦,因此五世達賴說出「倘(吳三桂)鴟張,不若裂土罷兵」,其中包含接受了多少吳三桂的餽贈,因此對許多文獻的引用,必須多方查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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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見魏源《聖武記》卷二《藩鎮、康熙戡定三藩記上》,台灣世界書局,1962年,頁41
[4]   見趙翼《皇朝武功紀盛、平定三藩述略》
[5]   見魏源《聖武記、康熙戡定三藩記上》,魏源(1794~1857),原名遠達,字默深,又字墨金、漢士,晚年自稱「菩薩戒弟子魏承貫」,著有《聖武記》、《海國圖志》等書。
[6]   都統,係軍隊統領者,歷朝均有,但此處之都統係清朝獨有之制,清代八旗制中,都統為每旗之最高長官;八旗制每旗設固山額真一人,左右梅勒額真一人,清太宗皇太極天聰八年(1634)改為梅勒章京,順治十七年(1660年)定制,固山額真漢字稱都統,梅勒額真稱副都統,掌一旗之戶口、土田、教養與訓練等。清代各省駐防八旗,也設將軍或都統為長官,一般兩者不並置。以上參見除連達《中國歷代官制大詞典》,廣東教出版社,2002年,頁914
[7]   見周谷城《中國通史》,頁920,按該書早在1930年代即已出版,惟1960年代台灣尚處於戒嚴時期,出版書局不能列印出版者。
[8]   見《十二朝東華錄》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昔我聖祖(指康熙)於吳三桂一事,諭令廷臣集議,當時眾人咸謂不可遂移,惟米思翰、明珠諸人主撤,其後逆藩抗命,眾皆邀罪議撤之人,甚至有進誅明珠之說者,聖祖深闢其說,即宣諭曰:朕自少時,以三藩氣燄日熾,不可不撤,豈可因三桂反,遂行委過於人。」可見當時康熙確有撤藩之意。
[9]   轉引自陳登原《國史舊聞》第三分冊,台北明文書局,1981年,頁475~476。查《清稗類鈔》係徐珂所撰,徐珂本名昌仲可(1869~1928年),另署中可,光緒時舉人,曾在袁世凱幕下工作,撰有《清稗類鈔》等書,後曾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一生撰著多達三百多萬言。上引在該書頁66
[10] 見魏源《聖武記》頁43。另《清聖祖實錄》、《康熙十三年》作:「(達賴)喇嘛又奏言:『蒙古兵力雖強,難以進邊,縱得城池,恐其貪據,且西南地熱,風土不宜。若吳三桂力窮,乞免其死罪,萬一鴟張,莫若裂土罷兵』」。
[11] 土爾扈特為額魯特蒙古四部之一,於明末以準噶爾恃強,乃率部西徙裏海北境伏爾迦河下游東西兩岸之地,西方文獻多稱之為喀爾瑪克(KalmaK Mongol)或作喀爾穆克、喀爾梅克,有關土爾扈特西徙及其後(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東返詳請,可參見馬汝珩、馬大正《漂泊異域的民族》,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1991年,劉學銚《土爾扈特源流與考證校補》蒙藏委員會,1970年。
[12] 見圖理琛《異域錄》卷上,頁2,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所用之版本為《借月山房匯抄》本。
[13] 轉引自2018年四月一日,台北《聯合晚報》A7版,標題為《銅像滿天飛,蔣中正也不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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