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吳三桂、五世達賴與噶爾丹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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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三桂、噶爾丹、五世達賴及康熙，都是同一世代的人物，對中國近代史具有很大影響，設若當時沒有按照既有的軌跡運作，則其可能的情況將會如何，實難以想像，其可能情況之一：吳三桂未死，更高倡華夏夷狄之辨的民族牌，激起中原漢人對滿人入關揚州十屠，文字獄、剃髮令等清初稗政，清朝或將無法抵擋，或許會如五世達賴所說被迫「裂土罷兵」，清朝僅保有部分華北及東北，是則中國分裂為東北及西南兩部分，而五世達賴除將繼續專制西藏地外，更遙控準噶爾部，影響大漠南北各部蒙古，清朝將成偏安之局。

只是吳三桂自願降於滿族清朝，很難打出民族牌，而他深入緬甸追殺明帝室遺裔，也無法喊出反清復明口號，因此吳三桂之起事師出無名，復以康熙乃不世出之帝王，絕不可能「裂土罷兵」，兼以天不假年於吳三桂，當其中風病歿之後，其起事之軍遂一敗塗地，為清所殲滅。

噶爾丹原也屬草原上之一代梟雄，惜乎由於時代之演進，武器已從冷兵器進入熱兵器時代，光憑騎射鐵騎稱霸之時代，已一去不回，縱使成鐵木真、帖木兒再世也已無能為力。

噶爾丹對此似無認識，但渠也有相當智慧，深知擁有呼圖克圖名號，可以迷惑蒙古族人，而「博碩克圖汗」名號，可以提高其在額魯特蒙古中之聲望，其父巴圖爾鴻台吉力量如許壯盛並未稱汗，僅稱「鴻台吉」（或作琿台吉為漢語皇太子之音譯），並未稱汗，噶爾丹顯然在五世達賴身上下過極大功夫（雖然五世達賴欲利用噶爾丹之東掠，將清軍引向北，但同樣訴求，也可施之於巴圖爾鴻台吉，但並未給予「汗」之名號，僅給予「額爾德尼巴圖爾」，其為：珍寶之勇士，是可以推測噶爾丹曾厚遺五世達賴或其親信形同「分身」之第巴桑結嘉措），可見其非平庸之輩，抑有甚者，噶爾丹可以不顧與蒙古族相近之惕列烏特人，以討好俄羅斯，且與沙俄勾結，同時向東侵掠，如拋却民族情感，純就戰略面而言，噶爾丹確有其高明之一面。

但噶爾丹忽略戰爭乃是最大之銷耗，必得有豐沛之物資、人力、財力為後盾，天山北路固尚稱富饒，但如與中原內地比較，則天差地別。

噶爾丹只是五世達賴手中之棋子或馬前卒，達賴並未給噶爾丹分毫支助，噶爾丹暴虎憑河，其不落敗殆不可能之事。

再者噶爾丹低估了康熙之意志與中國之實力，而俄羅斯與中國簽訂《尼布楚條約》後，平白得到貝加爾湖以東至額爾古納河以西，三十餘萬平方公里之地，自然置「盟友」噶爾丹於不顧，此則為噶爾丹始料所不及，宜乎落得走投無路，最後病困而死。

在本文所敘四人中之賽局中，吳三桂、噶爾丹無疑是輸家，而噶爾丹則是最大輸家，吳三桂好歹曾稱帝，是病死而非敗死。

至於五世達賴或其「分身」第巴桑結嘉措，在四人之博奕中，毫無疑問是最大贏家。

達賴先從清平西王吳三桂茶馬貿易獲得巨款，而吳三桂必然對五世達賴有所餽贈，而且份量極重，若非如此，達賴豈肯遣使對康熙說「吳三桂力窮，乞免其死罪」萬一鴟張，莫若裂土罷兵。」這顯是受到吳三桂厚賄後所作之言語。所謂得人錢財，與人消災，五世達賴乃極富有之人，額魯特大活佛咱雅班智達呼圖克圖風塵僕僕不避辛勞為人做法事後收取供養，曾有人問咱雅班智達何需如此涉沙渡漠，咱雅班智達答以：

「一方面為傳布神聖的佛教；另一方面是收集禮品和捐獻，以便酬謝在我求學時期給予我巨大恩惠的（五世）達賴喇嘛金庫。」[9]

可見五世達賴對財富是來者不拒多多益善，須知在西藏寺廟往往放高利貸。布達拉宮乃是最大之寺廟，當然也是最大之放高利貸者，指五世達賴接受吳三桂賄賂，實為合理之推測。

或許有論者稱：達賴乃出家喇嘛慈悲為懷，乞求康熙在吳三桂力窮時，免其死罪，此看似有理，但是且看，當噶爾丹大軍東掠喀爾喀蒙古時奸淫殺戮無惡不作，致喀爾喀蒙古「死者相枕，臭聞數里」、「且人相食」，在噶爾丹軍中有五世達賴所派極高位階之濟隆呼圖克圖（為格魯派大人呼圖克圖之一，其地位僅次黃教四聖）等七十多人，此時喇嘛教之慈悲為懷到那裡去了？英國雅各所著《宗教比較學》曾指出：

「喇嘛教的特點，就是把持政權，有達賴喇嘛總管一切。」（譯者為韓汝霖，此書初由廣學會出版，1956年由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再版，上引文字見頁160）

對但知把持政權者（不論是政客或宗教神職人員）談慈悲，無異對牛彈情。

五世達賴未出一兵一卒、一分一毫錢財，只派出濟隆等大喇嘛到準噶爾噶爾丹軍中，除為出謀劃策之外，仍會接受準噶爾蒙人「供養」，絕非「無給職」的白打工，仍然收得滿坑滿缽，把時間拉到當代來，自台灣開放、輔導流亡印度、尼泊爾地區活佛喇嘛來台後（事實上是十四世達賴及其流亡政府禁止活佛喇嘛來台，但自1997年十四世達賴來台後，對該項禁令形同廢止）每年來台自稱活佛、仁波且及喇約有一千五百人次（其中有多次來台者），每個離台時至少獲得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之供養。

每年以一千人計，每年從台灣信徒獲得十億以上「供養」，十四世達賴1997年首次來台，只是為信徒「摩頂」，就得到數千萬元「供養」。

可見自達賴以至一般活佛、仁波且、喇嘛，對如何從信眾身上吸收「供養」，有極高明手法。

五世達賴雖極富有，在既有文獻上，並未看其支援噶爾丹之記載，可見他既未出力，也未出錢。噶爾丹卻自願為其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將清朝大軍引向北方，延緩中國清朝向青藏經營的時程，譽其為神機妙算，也屬允當。

在五世達賴盤算中，康熙縱然英明，但古往今來無不死之人，一旦康熙龍馭上賓，嗣位者未必賢如康熙，是則必無經營青藏之想法與能力。

如是達賴不僅可以繼續在喇嘛王國專斷獨行，而蒙古各部且將成為其附庸或心靈上的殖民地，甚至大清皇帝也可能匐伏於其「法座」之下。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康熙不僅享壽超越古稀，較五世達賴更為長壽，更難得的是嗣位者雍正，乾隆（至少前三、四十年）均為賢明之君。

而五世達賴更先康熙而死，其「分身」桑結嘉措隱慝其死訊長達十餘年，仍以達賴之名發號施令，事發後被藏巴汗處死。雖則達賴的夢幻未能完成，但毫無疑問在四人博奕中，是個大贏家。

至於康熙在國史長河中，絕對可算是傑出帝王之一，且在位長達六十年，三度御駕親征，更為秦皇漢武所不及。

在與吳三桂、噶爾丹博奕中，都占上風，尤其噶爾丹勾結沙俄雙雙向東進掠，康熙權衡利害，決定以大軍摧毀俄羅斯所建雅克薩城，時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

當清軍撤回後，俄軍又於次年重返雅克薩條築城堡，清廷得悉，再度命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率軍攻打雅克薩，此次共出動官兵二千一百多人。

經過一番激戰，將該城團團包圍，清軍切斷城內水源，由是圍城數月，城中缺水少柴、糧罄援絕，俄軍死傷不少兼以發生瘟疫，眼見即將被完全殲滅，此際沙俄遣使到北京「乞撒雅克薩之圍」，又有荷蘭使者從中斡旋，而康熙心中別有計畫。

康熙深知俄羅斯係一廣土眾民之大國，有長期作戰能力，如不趁勝與之和解，恐將陷入泥淖，而準噶爾之東掠喀爾喀蒙古，勢必影響漠南各部蒙古，且漠南與北京近在咫尺，必須將噶爾丹逐出漠北，使喀爾喀能重返漠北，對喀爾喀恩威並施，或能將漠北納入版圖，是則大漠南北聯成一氣，使之成為華北屏障。

在此種思維下，兼之俄使到京乞和，遂於其二十五年（1687年）九月二十八日令黑龍江將軍薩布素撤回圍雅克薩城之兵，但仍列於城外江邊，通知城內俄軍可以自由出入，等候俄使之到來，同時清廷又派人入城為城內俄軍治病，更發給糧食以濟其困，康熙之對沙俄示好，自有其目的。

之後中俄展開和談，簽訂《尼布楚條約》，在談判之前，正是準噶爾大軍肆虐漠北喀爾喀蒙古之時。

由於《尼布楚條約》已簽妥，俄羅斯獲得額爾古納河以西至貝加爾湖以東之一大片土地，自是心滿意足，遂將其與噶爾丹之結盟置諸腦後，也因此清廷始能騰出兵力，御駕親征噶爾丹，將之逐出漠北，讓喀爾喀三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眾得以重返故土駐牧。

之後康熙於其三十一年（1692年）在靠近漠北之多倫諾爾舉行滿洲八旗與漠南蒙古各部會盟比丁大會（類似今日之閱兵大典），邀喀爾喀三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及各台吉前來觀禮。

康熙此舉其意自在耀武揚威，喀爾喀三汗目睹中國清朝軍威壯盛，又深知噶爾丹在休養生息後，仍將捲土重來，屆時喀爾喀依然無法抵擋，同時深感中國清朝有恩於己，於是在懷德畏威情況下，要求歸附中國，比照漠南蒙古之例編設置旗（以原有之三部為三盟，雍正時增置三音諾顏一部，但此部不稱汗），惟要求保留原有之汗號。

此項發展，原在康熙構劃之中，自是欣然允諾，漠北喀爾喀蒙古之納入中國版圖，並非由戰爭得來，乃是自動歸附，從此以大漠為界，而有內、外蒙古之稱謂。

初，噶爾丹東掠時，喀爾喀三汗曾有向北或向南投靠俄羅斯或中國清朝二選項，疑而未決，請示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

哲佛以向南投奔中國清朝為妥，於是始逃往漠南之達里岡牧場，之後清朝在多倫諾爾與行會盟比丁時，喀爾喀三汗之決定歸附中國清朝。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也發揮一言九鼎之作用，因此康熙對哲布尊丹巴（此為一世哲佛，係前土謝圖汗之子）特為尊崇寵優有加。

上述作為固為原因之一，更重要原因則為康熙深感西藏五世達賴對漠北喀爾喀蒙古，具有極大之影響，對清朝而言，等同浸蝕其統治力，因此有意培植、拉抬出身外蒙古之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地位與聲望使與達賴等同，以削弱達賴對外蒙之影響力。

惜呼乾隆未能體會乃祖之用意，因一世哲佛圓寂後，轉世靈童為外蒙貴族所把持，遂規定嗣後哲佛轉世靈童必須在青藏地區尋訪，使康熙之用心付諸東流。

清初諸帝行事風格既不明示，更不立文字，但憑嗣位者及臣工自行體會，因此有許多措旋未能貫徹，甚或被扭曲，殊屬可惜，但是也從而體會康熙之智慧。

本文所敘四人，都是一時之才俊，吳三桂若對手不是康熙，或許真能使清廷裂土罷兵，成一方之霸，而噶爾丹也屬草原游牧民族之佼佼者，惜乎已進入熱兵器時代，而噶爾丹仍憑恃騎射，自是無法抵擋清軍之攻勢，兼以其所控制地區人寡地瘠，而戰爭除沙場上衝鋒陷陣之戰士外，更重要的後勤補給。

噶爾丹缺乏堅實之經濟實力，再加以其發動東掠行動，是受到五世達賴之唆使，本身只是達賴手中的棋子，戰爭缺乏正當性，而其「盟友」俄羅斯在中俄《尼布楚條約》獲得好處後，對噶爾丹之求援置之不理，噶爾丹之落敗病困而死，乃是必然之結局。

在上述四人中，毫無疑問五世達賴為大贏家，對其黠慧不能不加以贊歎，作為一個謀略家是極其傑出的，但作為一個宗教家則似乎缺少了悲天憫人的慈悲心。

劉教授說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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