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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四大巨頭之噶爾丹篇

噶爾丹係準噶爾部酋長,而準噶爾為額魯特蒙古四部之一,(其餘三部為: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及和碩特,土爾扈特西徙後,輝特遞之,仍為四部),額魯特係清代之稱謂,或作厄魯特,明代稱瓦剌、外剌,其複數為衛拉特,其中除和碩特外,均非蒙古本支,也即其原本非蒙古,而後歸入蒙古者,其駐牧地區在大漠以西,也稱漠西蒙古。

以其非蒙古本支,在元時無甚政治地位,元帝脫懽帖睦爾退出大都後,蒙古本支力量逐漸衰微,而非本支之衛拉特力量則轉趨壯盛,明英宗朱祁鎮1436~14491457~1464年在位)且於其正統十四年1449年)在土木堡(今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東)被瓦剌也先所俘,史稱「土木堡之變」.

可見額魯特蒙古力量之壯盛,及至明末,四部之中以準噶爾部最為壯盛。為爭奪牧場,土爾扈特西徙、和碩特東徙阿拉善與青海,杜爾伯特仍駐牧科布多盆地,如是天山以北全為準噶爾部所占有。

清初準噶爾部首長為巴圖爾鴻台吉(鴻台吉、黃台吉、皇太極,均為漢語皇太子之蒙語音譯),此人勇謀兼具,力抗俄羅斯之侵掠,噶爾丹為其第六子,其時各部蒙古均佞崇喇嘛教格魯派(俗稱黃帽派或黃教,達賴、班禪、章嘉、哲布尊丹巴為此派之四大「聖者」),常有部落酋長將其子送往西藏出家為喇嘛,巴圖爾鴻台吉也未例外,將其第六子噶爾丹送往拉薩為喇嘛(推測其時當在順治末年或康熙初年)

喇嘛教黃帽派對蒙古貴族子弟出家為喇嘛者,都會另眼看待給予優遇,稱之為「朵內」[14],可見佛家所謂眾生平等,在喇嘛眼裡只是空話一句。

不僅如此,五世達賴睿智天生、政治嗅覺極為靈敏,似已看出清朝如旭日初升前景難以限量,必得想方設法,不使其向中國西南方推進。

察覺準噶爾部蒙古是其可以利用之棋子,而噶爾丹為巴圖爾鴻台吉之子,乃一「奇貨」,因此到拉薩出家當喇嘛之初,即給予「呼圖克圖」名號[15],但噶爾丹胸懷大志野心勃勃,一心想統治全蒙古,並不潛心,學佛,有文獻指其「不甚學梵書(此處泛指佛經),顧時時取短槍摩弄」[16]

噶爾丹雖無心於學佛,但其人也算視野寬闊,想憑藉準噶爾部實力,統一各部蒙古,不僅要再創其祖先托歡、也先之霸業,更想與中原一爭短長,甚至幻想成為成吉思汗或帖木兒第二。

且他並非有勇無謀之人,對大環境也有一定程度之認識,深知中國清朝大致綏服漠南各部蒙古,雄踞於準噶爾之東,且有北向西進之意圖(也有向西南青藏地區推進之意),短時期內,準噶爾無力纓其鋒;而北方帝國俄羅斯位於準噶爾之西及北,正積極向西北利亞東部進軍,哥薩克騎兵驍勇、武器新穎,向東侵掠勢如破竹、銳不可當,皆非準噶爾噶爾丹所能挑衅者。


就客觀環境看,西邊之哈薩克、天山南麓之葉爾羌汗國均臣於準噶爾,因此向東進掠尚未納入中國清朝之漠北喀爾喀蒙古,遂成為「最佳」選項。

且五世達賴為延緩中國清朝向青藏地區進展,最好的方法莫過於將清朝力量引向北方,如何將清朝大軍引向北方,慫恿準噶爾噶爾丹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漠北一旦不寧,漠南各部蒙古也必然騷動不安,如是北京、華北必受影響。

因此只要漠北有警,清朝大軍不得不調往北方,以京師,就戰略而言,五世達賴此舉確具卓見,而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也符合噶爾丹之戰術需求。

噶爾丹在西藏當剌嘛期間,其父巴圖爾鴻台吉去世,噶爾丹從拉薩星夜趕回準噶爾,五世達賴一方面給予噶爾丹「博碩克圖汗」名號,用以增加其在準噶爾之聲望;另一方面派位階極高之喇嘛,隨噶爾丹返回準噶爾,以便隨時為其出謀劃策奪取準噶爾部之領導權。

但以拉薩距準噶爾路途遙遠,在噶爾丹抵達準噶爾之前,準噶爾部長之位已由其兄長僧格所繼承,噶爾丹只得等待機會。

在此等待機會期間,噶爾丹可能對四周情勢作了詳細分析,按僧格係反對俄羅斯向東擴張者,因此對沙俄採取強硬政策,但噶爾丹則認識到一旦奪得準噶爾首長之位,如想向東侵掠喀爾喀蒙古,就必須與俄羅斯維持良好關係,否則必有後顧之憂,此乃地緣政治使然。

清康熙七年西元1668年),其時噶爾丹仍是身著袈裟之喇嘛(但有呼圖克圖之名號),在其私人帳幕中曾接待俄羅斯使者柏林bblΠИH)。

按稍早準噶爾部長僧格曾要求俄羅斯交還越界放牧,而被俄羅斯扣留之準噶爾屬民惕列烏特人,並揚言如不交還,將舉兵攻擊俄羅斯之托木斯克及茲泹茨克城,雙方頗有劍拔弩張之勢,但噶爾丹會見俄使時,以一付討好的口氣對使說:

我們呼圖克圖和喇巴不是軍人,我們全卡爾梅克的所有呼圖克圖和喇巴都主張:卡爾梅克人和臺什(即台吉)在任何地方都不要發動對(俄羅斯)皇上陛下的戰爭,沒有什麼必要保護我們那些已經遷往皇上陛下那邊去的惕列烏特人。[17]

小註:
喇巴 - 即喇嘛,此時噶爾丹身邊有五世達賴所派之高位階喇嘛,為之出謀劃策
卡爾梅克 - 西方文獻稱全部額魯特蒙古為卡爾梅克,按卡爾梅克實際上應音譯為喀爾瑪克Kalmak始稱正確。蓋卡或喀的為陽性母音,後面不能配以梅之陰性母音,此乃突厥、回紇語之規則,理應予以辨明

按當時準噶爾部(一般或稱之為準噶爾汗國,不確,無論巴圖爾鴻台吉或僧格均未稱汗)當家作主者乃僧格,為維護部族尊嚴與權益,不惜與俄羅斯訴諸戰爭。噶爾丹對俄使伯林之一席話,一副屈膝卑躬諂媚討好嘴臉,躍然紙上,揆其目的,是希望未來奪得準噶爾部領導權後,能與俄羅斯維持友好關係,以遂其向東擴張而無後顧之憂的野心,可見噶爾丹也有相當之謀略,並非單純之糾糾武夫。

西元1669(清康熙八年),準噶爾部首長僧格為其異母兄卓特巴巴圖爾所殺,當時和碩特、杜爾伯特以及較具聲望之額魯特貴族,莫不覬覦準噶爾部首長之位,噶爾丹在西藏喇嘛協助下,又憑其「呼圖克圖」及「博碩克圖汗」之名號,順利奪得準噶爾部之領導權,從此準噶爾汗國(以噶爾丹被五世達賴賜「博碩克圖汗」,故可稱之為汗國)成為五世達賴喇嘛王國之一把利刃[18],甘願為擴張喇嘛王國版圖作馬前卒。

關於此點,俄國學者茲拉特金也指出:

無疑的是,噶爾丹如果沒有喇嘛教的支持和幫助(實際上是指五世達賴而言),就不可能指望在這場(指爭奪準噶爾部領導權)的鬥爭中取得勝利。[19]

噶爾丹成為準噶爾汗後,自然唯五世達賴之命是從,他也頗有作為,秣兵厲馬開疆闢土,擴大了準噶爾汗國的版圖,儼然成為峙立於中國清朝西部,今中亞東部的游牧大國。

從此噶爾丹野心更熾,想恢復其先人托歡、也先的霸業,而此一「雄心壯志」與五世達賴想方設法欲延緩清廷向青藏地區發展的戰略不謀而合,因此鼓動、慫恿噶爾丹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遂成為最佳選項。

噶爾丹雖然奪得準噶爾汗位,也征服天山南路之葉爾羌汗國以及今中亞東部,深知一時之間尚無力與中國清朝正面抗爭,因此在他尚未奪得汗位之前,即採取親俄羅斯政策,既奪得汗位之後,更與沙俄加緊勾結,以為奧援。

另一方面遣使奉表入貢於清朝,對清廷虛與委蛇,並可乘機窺伺清廷之虛實,同時所謂「貢使」竟多達二、三千人,不僅可以獲得朝廷的賞賜,還可以將攜帶之牛、羊、馬、駝、皮毛等貨物出售牟利,以換取準噶爾蒙人所亟需之民生用品,因此所謂「奉表進貢」,實際上對準噶爾之經濟有極大的幫助。

噶爾丹之勾結俄羅斯,因其時俄羅斯正全力向貝加爾湖以東布里雅特蒙族聚居進攻,噶爾丹與之勾結,一則自身可以免於有後顧之憂,再則沙俄之東進與準噶爾之東掠漠北喀爾喀,如同時進行,清廷將陷於兩面作戰之困境,勢將顧此失彼,憑心而論噶爾丹也算是頗富謀略,當然其背後是否有西藏大喇嘛為之出謀劃策,以文獻不足,難作有否之推定。

清康熙十一年1672沙俄政府藉護送僧格時代所派赴莫斯科交涉之代表涅烏蘆思返回準噶爾之便(時僧格已死,噶爾丹已奪得統治權),遣俄人卡爾瓦茨基為使,到噶爾丹駐牧之牙帳一窺準噶爾之虛實。

噶爾丹親自予以接見,並要求此後準噶爾派赴莫斯科之使者,俄羅斯各地方當局不應阻擾。可能卡爾瓦茨基親眼目睹噶爾兵強馬壯實況,確具相當實力,足以牽制中國清朝,有利沙俄向東西北利亞之侵掠,由是沙俄對噶爾丹之請求,作出如下之決定:

不要阻攔噶爾丹使者,並遣送他們到首都。[20]

從而可見噶爾丹之聯俄政策頗為成功。

噶爾丹如是經營十餘年,噶爾丹認為羽翼已豐,或者五世達賴認為中國清朝已敉平三藩之亂,漠南各部也幾已歸順清廷,中國清朝可能已有實力向青藏地區發展,乃催促噶爾丹發動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以便將清朝力量引向北方。

經過準噶爾與沙俄之協調,沙俄挺進西北利亞東部、額爾古納河西岸之雅克薩地方,以優勢兵力(尤其武器)征服當地土著,築雅克薩城,已逼近額爾古納河,清廷不得不出兵將之驅逐[21]

而噶爾丹趁中俄雅克薩發生戰爭時,率三萬鐵騎悍然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喀爾喀三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不敵,向南逃往中國漠南達里岡崖牧場。

康熙不欲兩面作戰,在對俄雅克薩戰勝之情況之下,與之簽定《中俄尼布楚條約》,將額爾古納河以西三十多萬平方公里之地割與俄羅斯,噶爾丹趁俄羅斯東侵雅克薩時,東掠喀爾喀蒙古,在時間拿捏上相當精準,這其中是否有西藏大喇嘛為之出謀劃策,實有懷疑之空間。

就在以上外在情勢及噶爾丹主觀意念下(此一主觀意念其實就是五世達賴「大戰略」的遂行),在噶爾丹東掠大軍中,有五世達賴所派位階極高之大喇嘛濟隆呼圖克圖等數十人[22]作為噶爾丹之「智庫」。

當準噶爾大軍進入漠北喀爾喀地域後,奸淫擄掠逢人便殺,可說是無惡不作,固然不能指明濟隆呼圖克圖等數十西藏大喇嘛,參與此等暴行,但其親眼目睹此等暴行而未加阻止,則為不爭之實。

所謂出家人慈悲為懷,此際早已被拋諸九霄雲外。準噶爾大軍不僅屠殺土謝圖部汗斡齊賫所屬之許多台吉,且掠奪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所屬牧民[23],據目擊者稱:

卡爾每克博碩克圖汗(按即噶爾丹),率領大批人馬進攻斡齊賫汗的兒子以及呼圖克圖和其他許多台吉的大量烏盧斯(即烏努什或兀魯思,意為領地)牧民,將他們趕出故土,取了斡齊賫汗和呼圖克圖治下的許多村落,又將他們的烏爾嘎(即營地)夷為平地。[24]

另據清廷所派赴喀爾喀使者錢良擇所撰《出塞紀略》[25]中稱被噶爾丹大軍擊敗之喀爾喀蒙人之慘狀:

以木為匣用盛小兒,置於駝背死者相枕,臭聞數里

可見噶爾丹大軍殺戮之慘狀;另沙俄派往噶爾丹大營充當「參謀」之俄使基比列夫,於1690(康熙二十八年)三至七月間穿越喀爾喀地區,返回俄國後,於其報告書中也指出其親眼目睹喀爾喀蒙古被蹂躝之慘狀:

在那些蒙古草原上,住所被卡爾梅克人博碩克圖汗洗劫一空,那些屢遭洗劫的殘餘的蒙古人,在山溝和草原上飢餓地流浪著,並且人相食。[26]

試問這種如同人間地獄的慘狀,身在噶爾丹大營的西藏大喇嘛濟隆呼圖克圖等,何以不本諸我佛慈悲的訓示,出面加以阻止,以彰顯上天有好生之德?

然而濟隆等這一批西藏大喇嘛,全然未加以勸阻,從而益顯五世達賴或桑結第巴只想假手噶爾丹蹂躝漠北喀爾喀蒙古,迫使清廷調軍北上,使清廷不能或無力向青藏地區進展。

純就戰略而言,五世達賴無愧其「達賴」(註)名號「智者」的含意,但與佛門悲天憫人的本意,卻是背道而馳的。

註:「達賴」係蒙古語,意為「海洋」,可衍伸為智廣如海,係漠南蒙古俺答汗賜予宗喀巴三傳弟子索南嘉措的名號

當中俄在雅克薩發生戰爭時,噶爾丹趁機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康熙在盱衡情勢後,認為準噶爾之為害較之俄羅斯為甚,必須徹底解決,因此在雅克薩打勝仗之情況下,與沙俄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將額爾古納河以西(額爾古納河係黑龍江上游)至貝加爾湖之地割讓予俄,換取與俄羅斯之和平相處,以便騰出兵力對付準噶爾之噶爾丹,此乃在兩權相害取其輕之不得已作法。

外蒙古三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眾逃到漠南達里岡崖牧場避難時,康熙盡一切可能加以濟助,並承諾將御駕親征,將噶爾丹逐出漠北喀爾喀地區,使漠北蒙古返牧故土。

康熙果真言出必行,前後三度親征噶爾丹,最終將噶爾丹逐出漠北,最後噶爾丹在走投無路之情況,困病而死[27],臨終時說出:

(噶爾丹)初不欲來克魯倫地方(指漠北喀爾喀蒙古),為(五世)達賴喇嘛煽惑而來。由今觀之,達賴陷我,我又陷眾人矣![28]

可憐一代梟雄噶爾丹,因受五世達賴之蠱惑,甘為其馬前卒、手中刃,終於落得走投無路困病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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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朵內」即貴族喇嘛,見俄‧茲拉特金著、馬曼麗譯《準噶爾汗國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頁160
[15] 按「呼圖克圖」係蒙語,意為「明心見性,生死自主」,詳細說即是「能知前生後世,不墮輪迴,生死自如,死後仍然轉世再來」,見胡耐安《邊疆民族志》,蒙藏委員會,1970年,頁93,質言之,就是「活佛」。
[16] 見梁玢《西陲今略》卷七《嘎爾旦傳》,嘎爾旦即噶爾丹。
[17] 茲拉特金著、馬曼麗譯《準噶爾汗國史》,頁221
[18] 見張植華《略論噶爾丹》一文,文載《中國蒙古史學會成立大會紀念專刊》北京中國蒙古史學會編,呼和浩特,1979年,頁435
[19] 茲拉特金著、馬曼麗譯《準噶爾汗國史》,頁240
[20] 茲拉特金著、馬曼麗譯《準噶爾汗國史》,頁243
[21] 有關中俄雅克薩之戰非本文主題,略,但可參見劉學銚《五世達賴、噶爾丹與中俄尼布楚條約》一文,該文輯入劉著《歷史原來是這樣》,台北大地出版社,2017年,頁249~286
[22] 濟隆呼圖克圖之在噶爾丹軍中,見《清聖祖實錄》卷181,頁14下─15上,此處係引自《清實錄藏族史料》,此一濟隆係第六世,名阿旺工曲宜瑪,見張其勤,《西藏宗教源流考》,西藏人民出版,1982。濟隆呼圖克圖之在噶爾丹軍中,顯然負有特殊使命(任務),但又不能公諸於世,當代被西方學界奉為圭泉之《西藏政教史》一書,對此一重要史事居然避而不提,顯見濟隆之在噶爾丹軍中,有不可告人之任務,按《西藏政教史》係流亡印度藏籍商人夏格巴所著,按夏格巴全名作夏格巴旺曲德典,或作夏格巴旺秋德丹,於1976在印度出版此書,極盡扭曲變造史實之能事,之後此書譯為英文,西方學者對藏事之瞭解,多出於此書,由於此書捏造史實,大陸西藏自治區曾由《西藏政治史評注小組》編寫評論性之《夏格巴「西藏政治史」與西藏歷史的本來面目》小冊,對該書之謬誤數十處提出糾正,但全文晚到1992年始以內部參考方式予以漢譯,書名為《藏區政治史》,譯者為劉立千、羅潤蒼、扎西尼瑪、楊季剛、余萬治、央京娜姆及次仁拉姆,全書分上下兩冊,凡七百多頁,屬內部編號方式出版。
[23] 此一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之子,為喀爾喀蒙古第一世哲佛,相傳為印度、西藏第十四世札阿囊昆噶寧波之轉世,見釋妙舟《蒙藏佛教史》,揚州廣陵書社,2009年,頁149
[24] 見張植華《略論噶爾丹》一文,頁439,詳見本文註18,係引自外文資料。
[25] 《出塞紀略》一文附於魏源《聖武記‧康熙親征準噶爾記》,頁91~92
[26] 茲拉特金著、馬曼麗譯《準噶爾汗國史》頁273
[27] 一般漢文史均稱噶爾丹在窮途末路時,仰藥自殺,但西方及近現代大陸學者,多認為噶爾丹係病死,此說可信度較高。
[28] 溫達《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十五,康熙三十五年五月癸酉,此處係轉引自日人若寬松、馬大正編《清代蒙古的歷史與宗教》,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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