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軼聞

站長獨孤氏簡報-本系列將就劉教授所著之"國史軼聞-旮旯裏的國史"不按順序的做單篇分享.

《延伸閱讀》上一篇: 隋唐盛世胡風熾

在我國歷史中，以「夏」為政權名稱的，有好幾個，最早的，還屬於遠古時代的禹，他開創了家天下，他的王朝就叫做夏，夏王朝也是國史中三代之始，只是當時還沒有創制可資應用的文字，有許多歷史書籍稱之為傳說時代，夏王朝大約始於西元前２０３３～前１５６２年，前後傳了十八個「王」，大約有四百八十一年。

夏王朝距今太遙遠了，又缺乏文獻的記載，要瞭解夏王朝的實際情形，還有待未來考古的發現。

第二個以「夏」為政權名稱，要數源於匈奴族的赫連勃勃，之前赫連勃勃叫劉勃勃，後來建立政權之後，才改姓名為赫連勃勃，或者大家會以為「赫連」是匈奴語，其實不是，依照《晉書‧赫連勃勃載記》所載：

「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姒氏（注意夏禹姓姒），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為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繫天為子，是為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赫連氏。」

從《晉書》這段記載，很容易知道「赫連」還是漢文的意義，之前他從母姓劉氏，其實他的母親未必姓劉，而是兩漢對匈奴行和親政策，以良家子為「公主」，嫁匈奴單于，因此匈奴勢弱之後，單于後代自認是漢皇室外甥，而以劉為姓，劉勃勃的父親劉衛辰自認為單于之後，所以姓劉，其實東漢三國時，內徙的匈奴貴族，多以劉為姓，像胡族首度建立漢魏式政權的漢趙劉淵（字文海，漢趙或作前趙），也是匈奴族。

更妙的是赫連勃勃自認遠古時自北遷幽朔，改姓姒氏，而姒是夏禹的姓，這不是巧合，而是刻意附會，因為《史記》匈奴傳載有匈奴之先夏后氏之後（其實這種說法，極有商榷餘地，詳情可參看拙著《匈奴史論》、台北南天書局，１９８３年），所以就說是姓姒氏，赫連氏所建的夏，歷三主共二十五年（西元４０７～４３１年），屬於短命的王朝，但是《晉書‧載記》、《北史》及《十六國春秋》卻都記載了赫連夏的史事。

第三個以夏為政權名稱的就是本文所要敘述的主題，一般文獻都指稱這個夏是李元昊所建的，時間是西元１０３２年，那一年是北宋仁宗趙禎明道元年、契丹遼興宗耶律宗真重熙元年；由於李元昊的夏，其疆域偏西，所以史稱西夏。

西夏自李元昊創建後，歷十八主，國祚長達近二百年（西元１０３２～１２２７年），如所周知，自秦始皇統一天下，到清宣統宣布退位的二千一百多年裏，大大小小的王朝或政權，有七、八十個之多，享祚超過二百年的，只有唐、遼、明、清四個朝代，如果從這個角度看，西夏王朝也該算是享祚很長的朝代，如果將李元昊之前的幾代事蹟，加以追述，那麼西夏的歷史，更顯得悠久，可是卻沒有列入我國的正統王朝，也沒有一部史書記錄西夏的史事，寧非怪事？

西夏曾經創制獨特的西夏文，譯寫了許多佛經、漢人儒家經典，可惜現在幾乎已經無人能夠解讀，西夏的都城曾經繁華異常，而其帝王的陵墓建築，極其雄偉，曾經被西方學者譽之為東方的金字塔，這一切都缺乏專書加以介紹，讓曾經存在近二百年的西夏王朝，顯得格外的神秘，本文擬就手邊的資料，試著掀開這片神秘的面紗，進一步看看西夏。

當然不可能透過這篇短文，就能夠看到西夏王朝的真面貌，筆者才疏學淺，對神秘莫測的西夏，基本上也是一知半解，只是透過有限的文獻，把西夏王朝的面貌約略的介紹些，所以只能進一步看。

（圖）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經

談歷史上胡族王朝，必須將統治者跟他的人民、也就是被統治者分開看，比如匈奴族劉淵或者羯族所建的前趙、後趙，統治者是匈奴族、羯族，被他們統治的人民，固然有匈奴、羯、氐、羌、鮮卑、瀘水胡、稽胡等胡族，但絕大多數卻是漢人，所以如果不把統治者、被統治者分開看，就無法瞭解各胡族王朝的真相。

西夏王朝的情況也是如此。

先就西夏王朝被統治的人民作個簡單的介紹，要談這個問題，又必得先將西夏王朝的疆域加以說明，否則無法知道那些人是西夏的臣民，一個王朝的疆域，常因國力之盛衰而有所變更，現在姑且以西夏王朝盛時的疆域為準，看看在這片土地上有那些民族。

西元１０３８年，李元昊建立西夏王朝後七年，她的疆域大致上：東臨黃河，西至玉門，南抵蕭關，北達大漠，也算是相當的廣袤了，這塊疆域位處現在中國青海、甘肅、寧夏回族自治區、陜西一部份，從大方向看，則處於亞洲內大陸東部邊緣，如果論其面積，總有六、七十萬平方公里以上.

西夏東北跟契丹的遼的西京道為鄰、東面與南面都跟北宋為鄰、西部與薩拉（或作沙拉，回紇語意為黃）回紇（也有直接漢譯為黃頭回紇）、西州回紇以及吐番（要讀作吐缽）為鄰，在這廣袤的疆域中既有可供農耕的地方，更多的是可供游牧的草原以及沙漠，在這多元的生存空間中，自然孕育了多元的民族.

據漢文史料所記載，羌族是這塊地區最早的「原住民」，稱之為「黨項羌」，諸胡列國早期鮮卑的慕容部，有一個叫吐谷渾(註1)的部屬嫡出弟弟的部屬，因為鬥馬傷了庶嫡兄弟的感情，吐谷渾一氣之下，率領了七百戶部眾（一說一千七百戶）向西到了今天青海、甘肅這塊地方，幾代之後，他的子孫征服了在地的土著民族，建了一個政權，就以祖先吐谷渾為國家的名稱，吐谷渾王朝存在了好幾百年(註2)，因此西夏王朝境內有鮮卑系民族，應該無可懷疑的，只是鮮卑族人數不多，時間一久，在語言、習俗上慢慢都融入在地的羌人之中了。

(註1) 吐谷渾要讀作吐浴渾，是前燕興起前，慕部首領的庶長子
(註2) 有關吐谷渾詳情，請參見拙著《鮮卑史論》一書，台北南天書局，1994年

據說現在甘肅、青海一帶的土族，就是古代吐谷渾的後裔。西夏王朝境內既有些可耕地，善於農耕的漢人，自然不會放過，所以在西夏王朝境內被統治的人民至少有土著是羌人(註)、吐谷渾遺民、漢人，或者還有些為數不多的少數民族，西夏王朝絕對不是單一民族的政權。

(註) 羌人種類非常之多，各有稱號，彼此都不互相統屬

至建立西夏王朝的王室，又是另一個民族，據相關史料所載，西夏王朝最早冒出頭的人，叫拓跋赤辭，連續傳了幾代都是以「拓跋」為姓，從這個姓氏很自然的會跟建立北魏的鮮卑拓跋氏，產生聯想，近代香港學者林旅芝先生於西元１９７５年曾出版了「西夏史」一書，對於西夏王室（林書分別以族源、帝系二表表達）作了以下的圖解：

　　　　　　　　無終、無窮　　　　　　烏桓（烏丸）

山戎（北戎）　　貊　　　　　　東胡　　慕容氏

　　　　　　　　東胡　　　　　　　　　鮮卑　　宇文氏

　　　　　　　　林胡　　　　　　　　　　　　　段氏　　　元魏

　　　　　　　　樓煩　　　　　　　　　　　　　拓跋氏　　柔然

　　　　　　　　　　　　　　　　　　　　　　　　　　　　乞伏

　　　　　　　　　　　　　　　　　　　　　　　　　　　　秃髮

　　　　　　　　　　　　　　　　　　　　　　　　　　　　赤辭　　□　　守寂……乾暉　　□　　思恭（以下西夏帝系甚為清晰）
　

這樣看來西夏王室也是鮮卑族拓跋氏的一個支派，既是王室，在整個西夏王朝來說，在人數上當然只是少數，時間一久，自然也跟土谷渾一樣融入黨項羌的文化裏去了，所以一般人提起西夏，就跟黨項羌劃上了等號，現在看了以上的分析，應該瞭解西夏王朝王室的族源，是源出於鮮卑拓跋部。

西夏王朝的疆域大部份是吐谷渾的轄地，吐谷渾的統治者是鮮卑族慕容部，這在前文已經交代過了。

按鮮卑民族離開大興安嶺發源地後，分為幾個路線向外遷徙，沿大興安嶺向東南遷徙者為慕容部、段部、宇文部；越過呼倫泊、貝爾池向西進入今外蒙古，然後再南下內蒙、晉、陜、甘、青者為拓跋部、乞伏部、秃髮部及柔然(註1)各部，或許有拓跋部一支進入吐谷渾，就成為拓跋赤辭的先人，拓跋赤辭以及他的部屬人數不多，自然要臣服於吐谷渾，吐谷渾（指人名）的曾孫碎奚（或作辟奚）力量稍為強大，其時正是氐族前秦苻堅力量最盛之時(註2)，吐谷渾只好向前秦納貢稱臣，後來苻堅敗於淝水，國內各民族分崩離析，紛紛解脫前秦自謀發展，碎奚當然也不再向前秦納貢了，之後吐谷渾在諸胡列國時運用靈活的外交手腕，游走於諸強國之間，始終沒有被消滅，縱然強大的北魏(註3)統一了整個北方，吐谷渾也只向北魏稱臣貢方物而已，並沒有被滅國，進入隋、唐時情況依然如此，一直到唐武則天時，才被吐番所逐，吐谷渾前後存在三百多年，也算是一個奇蹟。

(註1) 柔然是否確為鮮卑族，還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本文無法加以討論
(註2) 前秦苻堅在西元３８３年淝水之戰前，力量最為強大
(註3) 北魏 - 鮮卑拓跋部所建

拓跋赤辭為西夏王朝始奠基者，但是臣服於吐谷渾，他頗受吐谷渾慕容伏允可汗的重視，按慕容伏允可汗在位時間長達三十七年（西元５９８～６３４年），約當隋文帝到唐太宗之間，換言之，西夏在隋唐之時已經嶄露頭角了。

吐谷渾慕容伏允可汗為了籠絡拓跋赤辭，就跟他結為兒親家，這可以證明當時拓跋赤辭所統率的黨項羌各部落一定有了相當的力量，吐谷渾王室才會以聯姻的方式籠絡他。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後，慕容伏允可汗曾遣使團到長安致賀(註1)，回程時「順便」大掠鄯州(註2)，唐太宗當然不悅，於是派使者到吐谷渾責備慕容伏允可汗，並且要徵召慕容伏允可汗到長安，可汗不但稱病不肯去，反而要求唐廷將「公主」嫁給他的兒子，唐太宗則要慕容伏允可汗的兒子親自到長安迎親，慕容伏允可汗兒子也稱病不去，唐太宗當然也就停止了「和親」，並且派中郎將康處真到吐谷渾明白告訴慕容伏允可汗背叛或歸順大唐帝國的禍福，伏允可汗自恃兵強馬壯不但聽不進康處真的分析，反而派兵掠奪蘭、廓二州，這下唐、吐之間有了戰爭.

(註1) 漢文史料自然依慣例稱之為遣使入貢
(註2) 鄯州為唐時所置，故地約在今青海省海東地區樂都縣

拓跋赤辭站在吐谷渾這一邊，率兵屯駐狼道峽，頑強抵抗唐軍，不久，在寡不敵眾的情況下，拓跋赤辭兵敗於肅山，只好向唐朝投降，唐朝就任命拓跋赤辭為西戎州都督(註)，並且賜拓跋赤辭姓李氏，此事在唐太宗李世民貞觀九年（西元６３５年），此後拓跋赤辭一族在名義上服於大唐帝國，不過我們要了解，拓跋赤辭對內完全自主，大唐天子根本管不到他，這種情形沿續了一段時間，所以漢文史料就稱之為「遂職貢不絕」。

(註) 都督府設在今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松藩縣

後來由於吐番(註1)日益強盛，不斷向東擴張，拓跋一族無力抵抗，於是向唐朝請求遷居內地，這時已經到了唐玄宗李隆基（西元７１２～７５６年）時代，唐廷就以慶州(註2)地區析出另置靜邊州來安置這批後來所謂的西夏人，並且以拓跋赤辭的孫子拓跋守寂為右監門都督，封之為西平公。

(註1) 吐番 - 就是今日的西藏
(註2) 慶州 - 今甘肅省慶陽地區慶陽縣

唐玄宗天寶末年有安祿山、史思明之亂，拓跋守寂率部眾參與平亂，建有戰功，任命為容州刺史。

之後又有僕固懷恩之叛，由於郭子儀惟恐吐番、吐谷渾、黨項等部族趁機作亂，於是將聚居在靜邊州的拓跋一族及其所統的黨項羌，往北遷徙到今天寧夏地方，並且以拓跋乞梅居慶州，號東山部，以拓跋銀光居銀（今陝西省榆林地區米脂縣西北）、夏（今陝西省榆林地區橫山縣）二州，號平夏部。這樣又過了一百來年。

到了唐朝末年有黃巢之亂，唐僖宗李儇（西元８７４～８８８年）避難逃到四川，這時平夏部拓跋思恭據有宥州（今陝西省榆林地區靖邊縣），發兵助唐平亂，亂事平定後，僖宗命拓跋思恭為左武衛將軍，權知夏、緩、銀留後；及徹底剿滅黃巢後，加拓跋思恭為太子太傅，賜爵夏國公，為定難節度使，再度賜姓李氏，西夏國號，就是從此開始，事在唐僖宗中和三年（西元８８３年）。

拓跋思恭（或作李思恭）既為定難度使，等於是封疆大吏，而唐朝末年內政不修、吏治腐敗、盜賊四起、烽火連天，拓跋思恭乃是有雄心壯志的人，自然不甘處於腐敗唐朝之下，於是趁機大事擴充勢力，為建立後日的西夏王朝奠下了基石。

拓跋思恭之後，由他弟弟拓跋思諫繼立，再後由思諫的侄子拓跋仁福一系傳了三代，到了李繼捧時，已經擁有河西廣大地了，而這時已經進入五代了，西夏的力量更形壯大，雖然名義上仍向五代（梁、唐、晉、漢、周）稱臣，但實際都不受命，幾乎是一個完全獨立的王國。

五代後來被後周的殿前都檢點趙匡胤所結束，建國號為宋，這時西夏跟宋的關係還算融洽，西夏此時進行著內部的整頓，在此有必要將當時亞洲大陸的「國際」局勢，作一個概略的介紹，這樣才能瞭解之後西夏王朝的李元昊何以能夠在諸多國家環伺之下，維持而且壯大西夏王朝。

在中國唐末藩鎮割據天下大亂，緊接著五代十國相繼或同時竝立，最後雖然由趙匡胤的北宋勉強給「統一」了，這個「統一」只是漢文文獻如此記載而已，北宋的疆域根本不能和唐朝盛時相提並論，再加上稍早五代時後晉石敬塘將北方燕雲十六州割讓給契丹的遼，使北宋北方國防塞盡失，所以北宋只好以給「歲幣」、米、絹等方式，跟遼維持和平關係，尤其自宋遼「澶淵之盟」簽訂之後，宋遼之間大致維持和平關係，北宋基本上不講究建立國防武力，忌諱將領擁有兵權，故北宋、南宋的軍力都很薄弱。

至於契丹的遼，原本是從「馬上得天下」，是以武力建立國家的，建國初期，威震北亞，可是自從跟北宋簽訂「澶淵之盟」後，貪圖每年的「歲幣」白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註)，遼國不再講究武力了，所以西夏李元昊興起之初，無論北宋、或契丹的遼，前者徒擁中原「正統」王朝的虛名，後者憑藉以往的威名，既沒有足夠的實力、更沒有堅定的決心可以消滅初興的西夏。

(註) 澶淵之盟訂於西元１００４年，歲幣及絹後來又增加了許多

如果再看看西南方的吐番，吐番在唐初松贊剛布贊普(註)時，極為強大，連續幾代贊普都很英明有為，極力向外擴張，吐番盛時且占有天山南路，更一度攻下長安，可是後來發生滅佛事件之後，吐番陷於內亂，此後吐番日漸衰弱，根本威脅不了初興的西夏。

(註) 贊普是吐番民族元首的稱謂，就像中原漢人稱元首為皇帝，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稱元首為單于、可汗，古埃及稱法老，阿拉伯稱蘇丹，或稱沙一樣

至於北方大漠之北，在蒙古成吉思汗鐵木真興起之前，大漠以北還是各民族的部落林立，還沒有「國家」形式的政治力量出現，較強大的兩個部落聯盟，兩個都是突厥語系的民族，其一是克烈部，大約在今天外蒙古的中部，另一個是乃蠻部，在克烈部之西。

這兩個部落致力於團結發展還猶恐不及，要想越過大漠染指中原，根本是天方夜譚。

至於天山南北，因為都是綠洲國家，各個綠洲間都隔著難以跨越的沙漠，所以自有史以來，就沒有見過天山南北統一在單一政治力量之下，再加上突（厥）回（紇）語系的回紇(註)民族，似乎是先天具有強烈的宗教歸屬或使命感，這時正是伊斯蘭教蓬勃向東發展，使篤奉佛教的突回系各民族迷惑於宗教信仰的矛盾漩渦之中，豈有力量威脅西夏？

(註) 回紇 - 日後的維吾爾

在這些有利的客觀條件之下，西夏以並不強盛的武力，不但存活了下來，而且創造出獨特的西夏文明，使中古時期在中國中西部綻放出燦爛而鮮艷文明之花，只可惜蒙古興起後，在蒙古騎兵蹂躪之下，西夏文明幾乎片甲不存，只靠斷簡殘篇的一些記載，以及考古學家努力挖掘下的若干遺留文物，去探索西夏王朝的本來面目，就更顯得神秘以及令人嚮往。

前面提到西夏跟北宋初期維持相當友好關係，然而沒有一個政權願意長期成為另一個政權名義上的藩屬，除非力不如人、或者對方給予極大金錢物質的賞賜，或者本身領袖因循苟且無力開創，否則一定會力求發展，擺脫成為另一個政權藩屬的屈辱.

西夏政權從拓跋赤辭始創之後，一直由他的子孫繼承，經過三百來年的努力奮鬥，傳到李繼遷時已經是北宋真宗趙恒（西元９９８～１０２２年）的年代了，北宋在中國歷史上原是個弱勢朝代，但是趙家天子還認為大宋是中央「天朝」，學著漢、唐天子的威儀，在北宋太宗趙炅（炅音同炯，其意為熱）賜李繼遷的堂兄李繼捧姓趙，所以有些文獻就把李繼捧以後的西夏君主統統改姓趙氏了。

李繼遷聰明黠慧，繼李繼捧而立後，原被北宋賜以「保吉」之名，所以宋時文獻稱之為趙保吉，但是他仍然跟北宋抗爭，如果力量夠強，就儘量侵城掠地，一旦力不如人，則一副可憐兮兮奉表乞和並求歸順，對北宋如此，對契丹也一樣，這種方式，如果從做人的角度來看，不僅不光明磊落，而且完全不像「英雄好漢」應有的風格，可是就一個國家而言，卻可以譽之為手腕靈活的求生之道, 李繼遷(註1)就憑這種手段獲得了銀(註2)、夏(註3)、綏(註4)、宥(註5)及靜(註6)五州之地，雖然不是很大、很富的五州，但對西夏而言，開疆闢土已經有了很具體的成效。

(註1) 李繼遷 - 雖已被北宋賜姓趙氏，但一般文獻仍多稱李氏
(註2) 銀 - 地約當今陝西省榆林地區米脂縣西北，銀州是北周武帝宇文邕保定三年西元５６３年所設置，因其地有驄馬城，胡語驄馬讀作「乞銀」，所以後來稱為銀州
(註3) 夏 - 註胡列國時赫連勃勃所建夏王朝都城統萬，後來北魏滅赫連夏，以其地為夏州，其地約當今陝西省榆林西南靖邊縣的白城子
(註4) 綏 - 其地春秋時為白翟地，戰國時屬魏，北朝西魏時始設為綏州，其地約當今陝西省榆林地區綏德縣
(註5) 宥 - 唐時在＆、夏二州間置宥州，其地約當今內蒙古自治區伊克昭盟烏審旗西南至長城一帶地方
(註6) 靜 - 其地約在今無定河之西

李繼遷以其靈活的外交手腕，為後來的西夏王朝奠定下堅實的基石，所以西夏李元昊正式建元立號後，追尊李繼遷為西夏太祖。

李繼遷並不以為滿足，仍然繼續侵掠北宋西北州郡，而且都有斬獲，讓北宋困擾不已，從西夏跟北宋鬥爭的過程中，可以看出北宋的因循苟安，既缺有雄心壯志的君王，又沒有能征善戰的將領，使北宋在鬥爭的過程中，常居劣勢。李繼遷占地既廣，就在西元1003(註1)建都靈州(註2)，改稱西平。

(註1) 北宋真宗咸和六年、遼聖宗耶律隆緒統和二十一年
(註2) 靈州 - 秦時為北地郡，北魏時置為薄骨律鎮，其地約當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南地區靈武縣

李繼遷在跟北宋的鬥爭中，雖然常居上風，但在西夏的西南邊，卻常受吐番各部落的騷擾，儘管常出兵跟吐番各部落作戰，可是多半以失敗收場，李繼遷本人且在跟吐番六谷都部作戰時，死於六谷都部酋長潘羅支之手。李繼遷死後，由他的兒子李德明嗣立，時為西元１０１２年。

李德明小字阿移，聰明黠慧過於乃父，繼立後仍然採行親遼仇宋決策，嗣位之後，立即遣使向契丹遼聖宗耶律隆緒告喪，遼聖宗封李德明為西平王，北宋朝廷雖然也遣使招撫李德明，同時駐紮西北邊地武將建議趁機發兵剿滅西夏，以絕後患，可是宋真宗優柔寡斷，不採此議，給了李德明喘息的機會，讓西夏始終成為北宋的大患，這或許就是北宋的國運吧。

李德明在位十二年（西元１０１２～１０２３年），對北宋仍然採行以往時叛時順的國策，讓西夏繼續壯大。李德明死後，由其子李元昊嗣立。

李元昊英明有為，他的誕生也有一段類似「神話」的傳說；他的母親衛慕氏是銀州大族，據說有一回衛慕氏跟李德明遊賀蘭山，衛慕氏晚上夢到有一條白龍纏繞到身體上，於是就懷了李元昊，而且懷孕十二個月才生產，李元昊生時「啼聲英異」，兩目奕奕有青光。

這段近似「靈異」的傳說，完全繼承了中國傳統聖人「感天而生」後天附會的說法，作不得真。

雖然事後的附會作不得真，但是李元昊倒真的英明有為，他嗣位時二十九歲，正是青壯之年，他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認為不論唐代賜姓李氏、或宋代賜姓趙氏，都有違民族自尊，於是自稱是嵬名氏（嵬，音危），名「吾祖」（讀音)，黨項族語言「吾祖」，是漢語可汗的意思，李元昊用「吾祖」這個讀音為名，要讓漢人稱他為吾祖，實在具極大的反諷意味，這或許跟以往漢文文獻總是對四周少數民族的稱謂，在用字上都會加上犬、豸、虫……旁有相當的反抗作用，單從這一點看，李元昊對漢文化應當有相當深入的認知。

後來他又把「吾祖」改為「兀卒」，這個「兀卒」也是尚項話，在漢語是青天子的意思，因為當時認為漢家皇帝是黃天子，所以他就自認是青天子，這樣夏、宋天子的地位就完全平等了，一時之間，眾黨項族部落都改稱「嵬名」(註)了，從這可以看出他具有極強烈的民族意識。

(註) 嵬，音偉或規，嵬名，應該是黨項羌語的音譯，可是漢人不用偉名，偏用看起來不雅的嵬名

他個人在服飾上也作了標新立異的改變，他改穿「窄衫白衣，氈冠紅裏，冠頂後垂紅結綬」以示與眾不同。

李元昊（嵬名兀卒或嵬名吾祖）處事果斷，對有異志者，絕不輕縱，一律加以殺戮，縱然他的生母衛慕氏也被酖殺而死，其餘大臣更不在話下，他即位後娶了父親李德明第三個妻子訛藏屈嚷氏，並且以之為「兀泥」，「兀泥」是尚項語，意思是皇后，這幾乎是唐高宗李治娶他父親李世民才人武媚娘，最後並以之為皇后，如出一轍，所以說唐人染有胡風應該是不會錯的。

李元昊毫無疑問是一個英明能幹的帝王，西夏王朝在他領導下國勢蒸蒸日上，使西夏、宋、遼三個王朝三足鼎立，並且從而創造出許多令人驚艷的西夏文化，以下就西夏文化酌為介紹：

先來看看西夏王朝跟人民的宗教信仰，無論西夏王室可能源於鮮卑拓跋部，或者西夏王朝所統治的廣大人民是黨項羌，他們早期都是泛靈信仰，所謂泛靈信仰就是萬物有神論，認為無論日月星辰、山川湖泊、風雨雷電、蟲蛇猛獸乃至花草樹木，莫不有神，這種泛靈信仰在初民社會中是極其普遍的，西夏王朝及其人民當然也不例外，據《宋史‧西夏傳》所載：

「（夏人）篤信機鬼，尚詛祝（詛祝意思是向神明請求降災禍於人）。每出兵，則先卜。其卜有四：一、以艾灼羊脾骨以求兆，名炙勃焦；二、擘竹于地，若揲蓍以求數（揲，音蛇，意思是占卜時，以手指數蓍草，而將之分開。蓍，音師，古人用來占卜吉凶的一種草），謂之擘筭（筭，音算，通算）。三、夜以羊焚香祝之，又焚穀火布靜處，晨睹羊視其腸胃，通則兵無阻。心有血，則不利。四、以矢擊弓弦審其聲，知敵至之期，與兵交之勝負，及六畜之菑祥（菑，音意皆同災）、五穀之凶稔（稔，音忍，原意是穀物成熟，此處指豐收）。」

從上引史料看，西夏人占卜凶吉的四種方式，幾乎跟巫師作法沒啥兩樣，可見早期西夏在宗教上確實是泛靈信仰。自從諸胡列國魏晉南北朝之後，到了隋唐，佛教經過三百多年跟中國傳統思想的揉合，佛教已經中國化了，而中國人大部分也皈依了佛教，佛教如同中國文化一樣傳入西夏，西夏從王室到一般人民，都很虔誠的信奉了佛教。

李元昊的父親西夏太宗李德明就曾經在西元１０２９年（北宋仁宗趙禎天聖七年）遣使向北宋獻馬七十匹，請北宋回贈佛經一藏，到李元昊時，更好佛教，在他顯道三年（西元１０３４年，宋仁宗景祐元年），也遣使到宋廷，獻馬五十匹，求佛經一藏，之後他兒子西夏毅宗李諒祚時，前後四次派使者向宋朝求佛經，可見其時西夏崇信佛教是極其虔誠的，自古以來真正「英明睿智」的帝王，都以神道設教來迷惑被統治的人民群眾，而真正虔心崇奉宗教的帝王，結果大多是被宗教消蝕了統治國家的能力，筆者曾在多本書中說：唯智者能利用宗教，愚者則被宗教利用，國史上南朝梁武帝蕭衍及西夏諸帝顯然都因為過份崇信佛教，而致國力衰弱；而清初康、雍、乾三帝，能充分運用喇嘛教，統治了內、外蒙古及西藏近二百年，這些歷史事實，應該會給人們一些反省。

且說西夏上自王室下至平民百姓，幾乎無不佞佛（佞，音寗；佞佛，指過份迷信佛法，以求得幸福），據文獻所載西夏景宗李元昊天授禮法延祚十年（天授禮法延祚是李元昊的年號，長達六字，是國史上絕無僅有者，是年為西元１０４７年，北宋仁宗趙禎慶曆七年），在興慶府（其地約當今寧夏回族自治州銀川市懷遠鎮一帶）興建一座規模宏偉的佛寺以及一群舍利塔，這座佛寺稱為高台寺，佛寺跟舍利塔都高達幾十丈，除了用以貯藏從宋廷請來的佛經（大藏經）外，還從西邊的回紇（就是後來的維吾爾）延聘許多佛教高僧住賜，講解佛法，並且將漢文佛經翻譯為西夏文，在這裏要插兩段說明，其一，當時回紇人還是篤信佛教，還沒有伊斯蘭化（伊斯蘭教是正確的稱謂，可是漢人，漢文文獻多稱之為回教）；其次，西夏人為了要標明自己的獨特性，李元昊曾命大臣野利仁榮參照漢字，創制獨特的西夏文，類似漢字八分書，筆畫繁雜，很難辨識，除了本文前段影印了一份，現在再影印一份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五末卷，供讀者參看。

回頭說這座高台寺，相傳寺廟落成之初，富麗堂皇自是不在話下，整座高台寺的造形如同巨大的鳳凰頭，從遠處望來，彷彿鳳凰飛天，降臨塞上，可以說是氣象萬千，據明代《嘉靖寧夏新志》對高台寺有如下的記載：「高台寺，在城東一十五里。

（西）夏廢寺，台高三丈，慶恭王重修之，下有大湖千頃，山光水色，一望豁然。」可見高台寺在明世宗朱厚熜嘉靖（西元１５２２～１５６６年）修《寧夏新志》時，高台寺已經成為一片廢墟了，而由慶恭王在原址加以重修，比原來的高台寺矮了許多（原寺高幾十丈，或許有些誇張，但十來丈總會有的，重修後只高三丈），原來的高台寺很可能毀於蒙古攻打西夏的戰火之中，在中國歷史傳統中，在建立政權的過程中，對於對方具有歷史、文化意義的建築物，總是毫不留情的予以摧毀，高台寺的消失，不僅是黨項羌西夏的損失，也是中國歷史文化的浩劫。

（圖）西夏文銅牌（文為「宮門後寢侍命」）

西夏人佞佛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在已經發現的西夏施經發願文中，幾乎有九成都是佛法無邊的讚歎，以及對天國阿彌陀世界的歌頌，完全不提及供養人或信奉者的祈求，這種只會付出不望回報的虔誠信仰，在國史上似乎除了雪鄉佛國的吐番（就是西藏）外，還找不到第三個民族對宗教如此迷戀和依賴。

在西夏盛時境內佛教寺塔幾乎無所不在，西夏可以稱之為佛教王國，很可惜後來都毀於戰火，更可惜的缺少一部像《洛陽伽藍記》這樣的著作，（《洛陽伽藍記》是東魏陽玄之所著，詳細記載北魏時洛陽一地佛教寺廟的書籍），使西夏佛教寺塔得以藉由文字的記載，而傳留下來，如今要瞭解史上佛教王國，只能經由一些殘缺不全的寺塔遺跡去發思古之幽情，不過唯其如此，更使得西夏王朝增添了幾許神秘的色彩。

（圖）黑城內西北角佛塔遺跡（１９７６年夏）

（圖）西夏供養人像

中國佛教洞窟之最的敦煌莫高窟，雖然早在諸胡列國時代鮮卑族乞伏部的西秦（西元３８５～４３１年）開始營造，約七百年後的西夏也不缺席，經過專家學者的考證，西夏曾經在莫高窟開鑿了十七個洞窟，也就是現在編號第３７，２３９，２４５，３２４，３２６，３２７，３３０，３５２，３５４，３５６，３６７，３８２，４０９（這個洞窟有人認為是隋代開鑿的，但西夏重新加以彩繪），４１５，４６４，４９１，以西夏的佞佛，照道理應該會開鑿更多的洞窟，但是只開鑿了十七窟，推測其原因大概是山崖可以開鑿的崖面已經不多了，所以西夏在不能開鑿新洞窟的制約下，就將舊有的洞窟加以整修，據專家實地考證經過西夏整修的洞窟總共有九十六窟之多，連同西夏自行開鑿的十七個洞窟，總數多達一一三窟，就數量而言，不可謂不多，如果說莫高窟千佛洞是中國文化的瑰寶，那麼西夏人也作出了相當的貢獻（關於西夏加以修葺的洞窟，詳細的編號，請參看胡戟、傅玫合著的《敦煌史話》一書頁１０１，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５年出版）。

西夏人在許多寺塔或洞窟的牆壁上畫了有關佛教的壁畫，都會加上供養人的畫像，從所附的西夏供養人畫像中，可以看到三個供養人的服飾，跟中原漢人並沒有多大的差異，從而可以證明西夏的黨項羌跟漢人在文化已經有相當程度的混融了，不過在供養人旁邊三個較小的人物畫像，可能是供養人的僕役，他們的髮形是屬於髡髮（髡，音昆；髡髮，是指把頭髮剃掉），跟漢人的束髮倒是有很大的差異，髮形跟髮飾可以作為民族的區隔，所以早在春秋時代，孔子就說過：

「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

所以從西夏人的髮形看，也不必強調黨項羌也是炎黃之胄，其實中國自秦漢之後，就是由多元民族所共同建構而成，國家由各民族所共同擁有，刻意漠視各民族的差異，強調都是炎黃之胄，並沒有意義，這是題外，就此打住。

西夏人篤信佛教，幾乎都沒有個人的私心要求，這點可從已發現的西夏施經發願文中，九成以上都是對佛法的禮贊而不帶有個人的慾求，這點從西夏王室到平民百姓都是一致的，如此強烈的佛教歸屬感，除了西藏外在國史上似不多見，西夏的滅亡，跟太多的人力、物力消耗在興建寺塔上，多少有些關聯，但是黨項羌卻因國家的滅亡，逐漸融入蒙古、漢人之中（元朝滅亡後，許多蒙古人也融入漢人之中，筆者在許多文章裏都一再強調，漢人基本上是由多元民族所共同構成，時代越遠，其內涵越複雜），使民族的生命跟漢人結為生命共同體而得綿延不絕，對黨項羌而言，是福是禍？或許就像「佛曰不可說」吧！

西夏王室很注重修築陵墓，這點跟漢人歷代皇帝極為雷同，帝王為身後不恤民力營建規模宏大的陵墓，只是在形式上跟中原帝王的陵墓有很大的差別，既沒有壯觀的牌樓或華表，也沒有類同看守陵墓的石雕翁仲（是指墳墓前所立的石人或者銅像），只在平地堆土成山，雖然有將之比擬為埃及的金字塔，不過無論在規模或結構上，跟埃及金字塔的差異不可以道里計，儘管如此，西夏的王陵高達二十多公尺，也算相當的壯觀了；西夏歷代帝王的王陵，集中坐落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以西約三十公里的賀蘭山東麓，說起賀蘭山，相信大家立刻會反射岳武穆的＜滿江紅＞，其中有一句「踏破賀蘭山闕」，彰顯了岳飛的雄心壯志，賀蘭山命名的由來，可能難以考據，不過鮮卑族拓跋氏北魏興起之初，拓跋珪曾經寄居在賀蘭氏部落，賀蘭山或許跟鮮卑族賀蘭氏有關；西夏歷代帝王的王陵在賀蘭山下，更顯出賀蘭山在歷史上既是多元民族爭奪衝突的場域，也是眾多民族文化交會融合的地點。現存的西夏王陵群，都有被盜挖過的痕跡，遙想當年西夏諸王下葬時，必然有許多珍貴的陪葬品，這些珍寶異物而今都不見了，留下的只是一堆堆高大的土丘，供後人憑吊，彷彿告訴後人西夏王朝確實存在過，就這樣越發顯得西夏王朝的神秘性。

（圖）被譽為類似金字塔的西夏王陵

西夏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但要固守既有的國土，還要向外擴張疆域，這都是無可厚非的作法，但是如果在漢人的立場看，西夏的擴張，就是宋王朝的被侵掠，宋朝為了捍衛國土、保護沿邊居民的安全，宋、夏之間自然經常發生戰爭，無所謂對錯問題，本文不擬對這些戰爭作詳細的描敘，但是北宋名臣范仲淹（西元９８９～１０５２年）曾經擔任陜西經略安撫副使（經略使是唐時邊州軍事長官，設於唐太宗李世民貞觀二年，西元６２８年，其後常以節度使兼領經略使。宋初不常置，宋仁宗趙禎寶元年間，西元１０３８～１０４０年，為防備西夏騷擾邊境，在沿邊各路設置經略使，常兼任安撫使，所以也稱經略安撫使，掌一路兵民大政，范仲淹時任陝西路經略安撫副使），就曾經跟西夏交鋒，照道理說范仲淹是文人，應該不會領兵作戰，不過古代真正讀書人，除了熟讀儒家經典外，還會兼讀像《孫子兵法》之類的兵書、乃至諸子百家，這是所謂通儒，范仲淹當然是通儒，他是主帥，無需衝鋒陷陣，只要運籌帷幄得當，自然就可以決勝千里了，就像諸葛亮、謝安一樣，范仲淹充分展現了他軍事上的才華，在他指揮若定之下，使西夏難越雷池，而且認為他「腹中有數萬甲兵」，范仲淹可能有了跟西夏交手而又身處邊地的經驗，所以才能道出「處江胡之遠則憂其君，處廟堂之上則憂其民」，以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種胸懷天下的仁者之心。

宋代在清涼山開鑿的萬佛洞，石壁上還留下范仲淹駐守延州時所題的詩句，心懷天下蒼生的人，終究會在歷史上留下紀錄的。范仲淹戍守延州，目睹邊地民生疾苦，所以他既憂國又憂民，寫了＜漁家傲＞一詞，讀後心中自當有無限的感慨，現在將全文抄錄如下：

塞下秋來風景異，

衡陽雁去無留意。

四面邊聲連塞起，

千嶂里。

寒烟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

燕然未勒歸無計。

羌管悠悠霜滿地，

人不寐，

將軍白髮征夫淚。

范仲淹填這首詞時，已經五十二歲了，就古人而言，已經是「臨晚境」了，如果細讀這首詞，自會興起無限的滄涼之感。不過由於范仲淹的駐守延州，使西夏不敢輕舉妄動，使沿邊地區漢人生命財產有了保障，為了感念范仲淹，民間唱起了這麼兩句歌謠：

「軍中有一范，西賊（指西夏）聞之驚破膽」

民間傳唱這兩句歌謠，鼓舞了戍守邊地軍士們的士氣。我們如果從另一個角度看，范仲淹設若沒有經歷過戍守延州這個艱巨的任務，是否能在歷史上留下令人感佩的紀錄，或許要存疑了，可見一部國史，如果少掉了四周的少數民族，是何其的單調，所以筆者在許多文章或著作中，都一再強調一部國史，是由古往今來各個民族所共同建構而成。

但是民族之間的衝突，一旦訴諸武力，雙方人民都會蒙受無限的痛苦，北宋為了抵禦西夏的入侵，曾經徵調陜西、河北、河東、京東各路人民二十多萬，到西北沿邊跟西夏作戰，這二十多萬人離鄉背井、拋妻棄子，等於製造了二十多萬個破碎的家庭，宋代詩人梅堯臣曾有一首＜田家語＞的詩，描述這種悲慘的情形，這首詩是這樣的：

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

里胥扣我門，日夕苦煎促。

盛夏流潦多，白水高于屋。

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

前丹詔書來，生齒復版錄。

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韣（音讀ㄒ）。

州符今又嚴，老吏持鞭朴。

搜索稚與艾，惟存跛無目。

田閭敢怨嗟，父子各悲哭。

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

愁氣變久雨，鐺缶空無粥。

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

從梅堯臣這首詩裏可以想見當年北宋北方，因為抵禦西夏，造成社會離散，民生凋敝的慘狀，北宋在物質上應該優於西夏，尚且如此，跟北宋為敵的西夏，情況一定更為淒慘，可見民族間應該互相容忍，和解重於衝突，少數政治人物不該為了一己的意氣風發，或伸張個人的「偉大抱負」，乃至發洩自私的「怨忿」，驅使無辜的民眾走向戰場，如此縱然成就了少數人的「豐功偉績」，卻傷了上天好生之德，午夜捫心自問，還能安心入眠嗎？然而歷史上多少英雄豪傑、政治人物，都不會從悲天憫人的角度看問題，總是為了揚名立萬而永不停息的鬥爭，或許這就是人類的悲哀吧！

西夏王朝所擁有的疆域，既不算大，而且也不是肥沃之地，然而她卻能在複雜的「國際」關係中，生存了好幾百年（自唐而五代，北宋、契丹的遼、女真的金及南宋），就如幾乎在同一地域稍早的吐谷渾一樣，應該說是他們的領導者具有高度的智慧、靈活的「外交」手腕，當力能勝人時，以武力開疆拓土，擴大生存空間，當力不如人時，則奉表稱臣、委曲求全，以延長國祚，如果就個人的風骨、氣節而言，如此作為似乎不夠「英雄氣概」，但是如就一國的領袖而言，延續政權、保全人民生命，放棄個人的意氣，反而是智者、勇者之所當為。

然而歷史並沒有給西夏更多的機會，當漠北的蒙古族興起後，草原游牧民放向外擴張，就像沙漠向外擴張一樣，是天性，君不見唐詩裏有：

「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在唐時陽關還是胡、漢交界的邊關重鎮，然而如今陽關早已被滾滾黃沙所吞沒了，游牧民族的擴張一如沙漠，除非遇到強有力的阻擋，否則將永不停息。

蒙古族興起時，無論女真的金，或是漢人的南宋，都是政經敗壞不堪一擊，但是有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殭，宋、金畢竟都是築城而居的大國，蒙古帝國對攻城經驗不足，所以先挑半城居的西夏，來作為攻城的練習戰，這是歷史的命定，如果當時西夏能有英明的領導跟堅強的軍事力量，自可抵擋蒙古的擴張，可惜當時西夏這兩個條件都不具備，更糟糕的是，當蒙古的汗鐵木真（當時還沒有被尊為成吉思汗，只是蒙古的汗）跟克烈部的王汗（本名叫脫斡鄰勒，曾經被契丹遼封為「尹理菫」，尹理菫，在契丹語裏有王的意思，而他又自稱汗，所以許多文獻就稱他為王汗，或訛為翁汗、翁罕）作戰，王汗戰敗，克烈部被消滅了，可是王汗的兒子亦刺合桑昆（桑昆、詳穩等，很可能是漢語「相公」一詞的音譯），逃到西夏境內，當時西夏是由桓宗昭簡皇帝李純祐（生於西元１１７７年，卒於１２０６年，在位期間為西元１１９３～１２０６年）執政，他收留了亦刺合桑昆，這下給了蒙古征伐西夏的藉口，我們如果多看些蒙古史料，當會發現蒙古對外發動戰爭，總要找些藉口，既然有了藉口，也就師出有名了，西元１２０５年，西夏桓宗李純祐天慶十三年（南宋寧宗趙擴開禧元年），蒙古汗鐵木真親率騎兵南下討伐西夏，首先攻下西夏北邊軍事重鎮力吉里寨，路過西夏的落思城時，又盡情的掠奪當地居民跟牲畜，因為這兩個地方遠離西夏腹地，所以無力給予有效的支援，而蒙古的伐西夏，目的是在測試攻擊城居國家的戰鬥力，以為進攻女真金的練習戰，目的不在占領這兩個地方，所以在盡情掠奪一個月後，就自動撤軍了，蒙古撤軍後覺得攻擊城居國家並不困難，也就揮軍向東南大金帝國的河東地區進攻，形成蒙金對峙。

西夏桓宗李純祐趁此機會修復被破壞的城堡，大赦國內，並且把都城興慶府改名興中府，更趁著蒙、金對峙的時刻，揮軍北上進入蒙古帝國境內，不過很快的就聽到蒙古大敗金帝國的消息，西夏軍隊就立刻撤回，這可以說是西夏跟蒙古的第一次接觸。

次年，也就是西元１２０６年，西夏發生政變，鎮夷郡王李安全（桓宗李純祐之侄）廢李純祐，自立為帝，是為西夏襄宗，不久，李純祐就死於廢所，同年，蒙古汗鐵木真在斡難河畔受被征服各民族部落酋長推尊為成吉思汗，整個漠北都在成吉思汗控制之下，這一年被元吏列為太祖元年，次年秋天，也就是西夏襄宗敬慕皇帝李安全應天二年（也是元太祖二年），成吉思汗西夏跟金之間還有盟約，於是逼西夏跟金解除盟約，並且要西夏向蒙古納貢，西夏李安全自然不答應，這下又給了蒙古成吉思汗伐西夏的藉口，於是再度率騎兵南下奪取西夏的斡羅孩城（或作兀剌孩城，在今河奪以北，狼山山隘口附近），這座城是西夏北方重要國防重鎮，西夏傾全力固守此城，雙方經過四十多天的激戰，斡羅孩城終於被蒙古軍攻下，成吉思汗為一洩久攻不下的怒，實行屠城政策，西夏調集右廂各路軍隊全力抵抗阻止蒙古繼續南下，兩軍對壘了五個多月，蒙古軍由於糧草不足，只得撤軍，蒙古軍第二次伐西夏，也沒能達到目的。

（圖）

蒙古成吉思汗兩征西夏，都不能大獲全勝，必有戰術以外的原因，成吉思汗是個天生的偉大軍事家。

他從戰略上檢討不勝的原因，他瞭解西夏東與金接壤，東南、南跟宋為鄰，西北連回紇的高昌，只有北邊與蒙古毗連，當年金已經自顧不暇，北宋早已無能為力，而高昌似是置身事外，所以西夏可以傾全國之力來抵禦北方的蒙古，成吉思汗既然瞭然當時「國際情勢」，一方面繼續包圍，威嚇女真的金，另一方面則派使者到高昌，讓高昌的亦都護（統治者，應是回紇語，但也有人認為是「亦是都護」的回紇語音譯）明白蒙古騎兵的厲害，最好自動投降，而且許以若干好處（譬如把女兒嫁給他，認他為兒子等，詳情《元朝秘史》有載），高昌回紇亦都護投降蒙古了，如此一來，西夏西北面就面臨蒙古大軍壓境的情勢，於是在西夏襄宗李安全應天四年（西元１２０９年）成吉思汗三度率軍征伐西夏，蒙古鐵騎深入河西，再度拿下斡羅孩城，並且趁勝長驅直入，逼近西夏國都中興府（原興慶府），更進而包圍中興府，成吉思汗命蒙古軍引黃河水灌入中興府，城中水數尺、房屋倒塌、居民被水淹死者難以計數，西夏襄宗李安全只好向蒙古軍求和，獻公主給成吉思汗，並向成吉思汗稱臣。

以成吉思汗冥頑者的態度，一向都是攻下之後加以屠城，這次由於築堤引黃河水灌中興府，固然迫使西夏稱臣，但後來所築的堤壩潰決，大水四溢，蒙古軍營一片汪洋，所以並沒有完全滅絕西夏，西夏又躲過了一劫。

西夏襄宗李安全於其皇建二年（西元１２１１年），西夏齊王遵頊（頊音旭）立，是為神宗，改元光定，同年八月李安全死；六年後（西元１２１７年），蒙古成吉思汗藉口西夏不服徵調，於是四度興兵伐西夏（前此幾年以蒙古與金作戰，暫罷伐西夏），圍中興府，西夏神宗李遵頊逃往西京（靈州），命太子李德任守城，同時向蒙古請降，此時成吉思汗可能將有西征之舉，於是同意了西夏的降附。

李遵頊已然警覺蒙古力量的可怕，或許認為自己無力抗拒蒙古，於是在光定十三年（西元１２２３年）禪位給太子李德旺，是為西夏獻宗，改元乾定.

從文獻上看，這個李德旺像是頗富謀略，他覺得如果要徹底解決蒙古的威脅，應該趁成吉思汗遠征西域時，聯合漠北各個被成吉思汗征服的部落，組成對抗蒙古的軍事聯盟，只有這樣才能釜底抽薪從根本解決問題，於是派遣使者到漠北游說各民族部落酋長；李遵頊的這項構想，確實具有大戰略的思維，於是在乾定元年或二年（西元１２２３或１２２４年）付諸實施，或許由於行動太過招搖，或許是蒙古帝國的情報網特別綿密，這件事在朝定二年被蒙古總管華北諸軍事的孛魯（成吉思汗許為四傑之一木華黎的兒子）察覺了，於是發兵攻討西夏，打下銀州（今陝西省米脂縣西北約八十里處），此時成吉思汗自西域凱旋東返，也加入討伐西夏之舉，引兵攻沙州，守將辣思義納死守之，成吉思汗命部下挖地道，想從地道中攻進沙州，辣思義納洞悉這項奸計，於是等蒙古軍進入地道後，以火攻之，許多蒙古兵葬身火海之中，西夏雖然沙州戰場獲勝，但整個戰局西夏還是處於劣勢，再加上後力不繼，李德旺被迫向蒙古請降，而成吉思汗圍打西夏半年，師老兵疲，而西夏又已請降，於是見好就收，准了西夏的投降，率師回漠北去了，蒙古四伐西夏，還是不能得逞。

（圖）蒙古滅西夏形勢圖（１２２６～１２２７年）

兩年後，蒙古軍又南討伐西夏，蒙古成吉思汗之所以不停征伐西夏，骨子裏是為討伐金和宋作準備，以練習攻打城居國家的技巧，因此不停征伐西夏，以為徹底消滅女真之金作準備，甚至更進一步為滅南宋，培植經驗。

西夏末帝李睍（音限，意為小眼）寶義二年（西元１２２７年），蒙古成吉思汗復大舉圍攻西夏，西夏末帝李睍上表乞降，貢黃金佛及童男女駞馬金銀器（駞，同駝音也同），備九九之禮（蒙古重九九之禮，即九種禮品，每種九件，至今致祭成吉思汗祭品也為九九之數），時成吉思汗已染病在身（一說在征戰時中箭墜馬受傷），乃允准李睍之降，並賜李睍名「失都兒忽」（係蒙語音譯，其意為「真正」），囑其來朝，李睍乞展期一個月，成吉思汗派脫侖扯兒必前去撫慰李睍，這時成吉思汗已經病重了，但是惟恐消息外洩，影響西夏的投降，所以封鎖這項消息，並且秘密交代，如果西夏李睍來朝，立即把他殺了，到了這一年秋七月十二日，成吉思汗死於靈州，但是秘不發喪，李睍依約來朝，當然見不到成吉思汗，三天後就被殺了，西夏從此滅亡了。

西夏能夠多次抵擋強悍的蒙古騎兵，這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西夏的武力並非全然不堪一擊，如果能將奉佛的財力、人力移用於國防，很可能提高戰力，不至於被蒙古擊垮；其次，從蒙古滅西夏的五、六次的戰役中，可以發現蒙古騎兵雖然疾如閃電，但對於攻擊並不是很強大、半城居的西夏，並不能得心應手一舉成擒，可見蒙古帝國之所以能橫行於歐亞大陸，是當時各國（如西夏、金、南宋、斯拉夫各公國乃至東羅馬）過於積弱而且內政紊亂，兩相對比，凸顯了蒙古騎兵的勇猛跟無敵。

假設當年西夏、金、南宋能夠把眼光放遠，放下歷史的宿仇，組成聯軍，不止抵擋蒙古的南下，更效法衛青、霍去病那樣，揮師北伐，可能就不會有蒙元帝國了，然而歷史就是這麼怪異，宿仇放不下，小怨恨不能忍，徒然為了逞一時之快，又想借刀殺人，結果把自己國家都給賠進去了，幾百千萬無辜的人民跟著受苦受難，難道這就是政治人物智慧的極限嗎？

西夏被滅之後，黨項羌人除了被蒙古人慘酷屠殺外，一部分融入當地漢人之中，一部分融入蒙古族而被列為色目人之一，日子一久，幾乎都成為蒙古人了，據當今有關論著稱今安微、河南、四川各省的某些縣，都還有西夏黨項羌的後裔，而這些黨項羌後裔都有族譜可以查考的（詳情請參見白濱所著《尋找被遺忘的王朝》，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７年，頁２１１～２１７），不過這些黨項羌後裔如今已經跟漢人沒有兩樣，甚至在台灣也有黨項羌的後人（見上引書頁２１３），所以筆者在許多專著或文章中都強調：所謂漢人，其實是由許多不同民族互相融合後的綜合體，不是單一血緣的民族。

賀蘭山下曾經是眾佛菩薩的故鄉，佛教寺塔林立，善男信女遍地，而今則是伊斯蘭的攝化區，處處穆斯林（回教正確稱謂是伊斯蘭教，而穆斯林則是回教徒的正確稱呼），惟其如此，更使西夏王朝顯得神秘，也更激起人們對西夏王朝探索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