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二○二○年是個不平靜的一年,由於新冠病毒肆虐,造成全球性災難,幾乎所有媒體都以報導新冠病毒疫情為主,以致許多消息都被忽略了,尤其在台灣客觀環境與大陸新疆、內外蒙古、西藏距離遙遠,又在主觀「去中國化」意識形態下,對大陸邊疆地區以及海外藏情消息,較諸往年,更為少見,筆者以台灣二○二○年主要平面媒體《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為主,間或採摘《蘋果日報》、《旺報》所刋載有關新疆、內外蒙古、西藏及海外藏情消息,作一整理分析並加以評論。
<上一篇: 台灣媒體對新疆、蒙古、海外藏情之報導>
三、對二○二○年有關媒體刊載有關新聞之分析評論
台灣主要平面媒體二○二○年所刊載有關新疆、內外蒙古、海外藏情消息,大致如上節所述,本節對之將酌加分析評論,茲分三個部分析評如次:
(一)、有關新疆部分
近年來有關新疆實施「再教育營」,中共新疆當局稱之為「職業技能培訓中心」,而美歐各國為了貶抑中共,稱之為「集中營」,如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曾將猶太人關入集中營,戰後蘇聯曾將二戰時附和德軍之喀爾瑪克蒙古族[30]、及反史達林者關入集中營,這種集中營與新疆的「職業技能培訓中心」是有區別的,據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雪克來提.札克爾表示:國際上有聲音指新疆有「再教育營」或「集中營」,是有人揑造,說法荒謬。並指出,這是新疆在反恐維穩、反極端主義過程中,建立「職業技能培訓中心」,只針對暴力、極端及分裂主義,並非針對任何民族及宗教人士。並稱「職業技能培訓中心」就像學校,學習語言和技能,充分保障學員的人格和尊嚴不受侵犯嚴禁以任何方式對中心學員人格侮辱和虐待,並保障學員的人身自由,可以定期回家,有事可以請假。……[31]。或許雪克來提.扎克爾把「職業技能培訓中心」美化了些,但絕對不致於是集中營。
另據報載引外媒消息稱:新疆流亡海外人士所組「突厥斯坦伊斯蘭黨」有數千名成員與凱達組織並肩作戰,且在數個戰場扮演關鍵角色,如今同其他各國聖戰士無法返回母國,將在世界各地流竄,特別是東南亞,結合當地恐怖組織或武裝團體,發動恐攻或製造動亂,將是東南亞區域安全一大威脅[32]。
試想這數千名與凱達聖戰士並肩作戰的新疆維吾爾、哈薩克人,如果回到新疆或流竄大陸其他地區,等同數千枚炸彈,不知在何時何地引爆,是一件何等恐怖之事,這些參凱達組織的維、哈分子,其「人權」固然需要注意,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二千二百二十六萬人[33]乃至全大陸十三億多的平民百姓的生命安全,似乎更應受到保護,新疆當局對參與凱達組織的維、哈族人,對其在新疆親戚朋友加以監控,乃是必然之事,任何國家都會如此作。
美國式的所謂民主、法治,對美國以外地區,往往對加害者的保護更甚於對被害者,如果恐爆事件發件發生在美國,被害者是美國人,則一反既有態度,可以不顧國際法的約束,萬里追殺加害者,如美國之獵殺賓拉登,完全無視於非法侵入他國領空等國際法的約束,完全是一副黑道老大模樣,「我就是拳頭大,你能奈我何」。
美國有一個「自由亞洲電台」,在亞洲各國專門從事分化工作,製造人民與政府對立,該電台於二○一九年報導稱:
「取得遭轉送他處工廠工作的穆斯林提供影片,有伊犁的哈薩克族人被送到江西一家國有企業旗下工廠,廠方明言『先政治、後經濟』……影片顯示,被送到南昌『智慧海派科技公司』的哈薩克族人,接受廠方的政治教育,……另有廠內少數民族學習漢語的畫面。」[34]
「自由亞洲電台」這一則報導顯然是在挑撥民族情感,試想要在以普通話為官方語言的工廠工作,要會聽會講普通話(即所謂漢語),乃是最基本的要求,今天許多東南亞移工到台灣工作,也都是要學普通話, 這何錯之有?而《自由時報》對「自由亞洲電台」這則報導,以《新疆人進國企被逼入黨學漢語》為標題,明顯認為學漢語就是一種「政治迫害」,今天有多少不同國家人民到美國工作,當然都要學美式英語,難也是美國政府對亞裔、非裔、拉丁裔……民族的政治迫害?
再回頭看新疆「職業技能培訓中心」(或稱之為「再教育營」,甚致稱之為「集中營」),西方媒體宣稱有數百萬維哈各族被「關」入「再教育營」(或「集中營」)甚至稱之為「拘留營」,美國新聞站B4-22 Feed 於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報導:
「中國在新疆地區圍捕大量穆新林,人數多到得增建大量關押場所以便收容;……新疆地區在過去三年來新建二六八處關押場所,……其中一處位於新疆疏附縣的新建大型院落可收容多達一萬人;此外,位於烏魯木齊南方的達阪城的另一處大型拘留中心則進行擴建,收容人數從原本的三萬兩千五百人,增至超過四萬人。……」[35]
經查疏附縣屬喀什地區,人口約有二十六萬人,如果這個「拘留營」可收容一萬人,是則疏附縣幾乎每二十六人就有一個人被關進「拘留營」,這個可能性值得懷疑,另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表示,「新疆教培中心學員已全部結業,過上了正常生活,當地政府對他們沒有什麼特殊措施」[36],以上消息是由自治區發言人祖力亞提.司馬義於十月十六日記者會中,回答路透社提問時的說明。如是「職業技能培訓中心」或「再教育營」乃至「集中營」問題,可算是結束了。
根據大陸發表之《新疆的反恐、去極端化鬥爭與人權保障白皮書》提供的不完全統計資料,自一九九六年至二○一六年底,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教極端勢力、暴力恐怖勢力(即所謂的「三股勢力」)在新疆等地製造了數千起暴力恐怖事件,造成無數無辜民眾被害、數百警察、民警殉職,至於財物的損失,更是難以估計[37],據二○一九年九月三日,台北《自由時報》A2版宣稱「近兩年(新疆)二十三萬人判刑入獄」,這些人一時失去自由,如與新疆二千二百多萬人生命安全相較,孰輕孰重,已是不言而諭。
美國一向喜歡干涉他國事務,「美國參議院於二○二○年五月十四日午後無異議通過新版的維吾爾人權法案,將制裁把新疆維吾爾穆斯林少數民族關入再教育營的中國政府官員,為美國會近日對中國更為強硬的最新舉措。這項名為二○二○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的法案,除了譴責中國共產黨設立再教育營與呼籲美國政府就新疆問題加大對北京的施壓力度外,還敦促美國政府考慮制裁涉及侵犯人權的中國官員,特別點名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此外也指稱新疆前政法委書記朱海侖應為新疆人權遭打壓負直接責任。法案也禁止對新疆的中國國營企業出售美國產品與服務。」[38]同月二十七日美國眾議院也通過「維族人權法」[39],美國的手實在伸太長了,如果今有某個國家國會通過「美國黑人人權法案」,不知美國會有何反應。
關於宗教信仰問題,向來是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而且在近代以前,早期亞洲與歐洲的政治與宗教,既對立而又互相利用,最早期的瑣羅亞斯教與波斯就是互相利用與對立,稍晚的摩尼教與波斯亦復如此[40],歐洲的天主教與各國情況也未例外,英明能幹的帝王,可以利用宗教加強其對人民的統治,反之,英明能幹的宗教領袖,往往將帝王玩弄於股掌之上,翻開歐洲中古史,可證此說不謬,但自近代以來,宗教大多已與政治脫鈎,宗教只成為人們心靈的寄託,不再過問更不涉入現實的政治,但仍有些宗教領袖熱衷於政治,如是自然招致與政治領袖的衝突,此時信仰宗教的自由就受到挑戰,所以說宗教自由不是可以無限上綱,美國人缺少歷史感,對歷史上宗教介入政治之惡形惡狀不甚了了,僅以今天宗教自由來評論世界各國對待宗教方式,有失偏頗。
美國有一個所謂「美國國際宗教自由事務無任所大使」(the United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Ambassador at Large),其「大使」係由美國總統提名,經參議院聽證同意,因此可說是一個政府單位,現任「大使」為布朗貝克(Samuel Browback),此人於二○二○年六月十日公開點名「中國為全球宗教自由最大殘害者之一,去年的宗教自由退步幅度為全球之最,更有數千人因宗教信仰而遭到監禁和強迫勞動。」(見二○二○年六月十二日,台北《自由時報》A6版),而美國國務卿龐皮歐也說:「美國絕對是世界上最在乎宗教自由的國家,本屆川普政府尤其致力於保障全球宗教自由,……我們捍衛宗教自由,而中國繼續如數十年來對信仰開戰。龐皮歐批評中國透過國家機器對所有宗教持續加強鎮壓,中國共產黨更要求所有宗教組織服從黨領導,將共產主義教條強加在信仰上,此外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穆斯林遭大規模拘禁……」(見二○二○年六月十二日,台北《自由時報》A6版),按共產主義在本質上就是無神論,就邏輯而言,「無神論」本身也是一種信仰,任何宗教都具有排他性,共產主義排斥任何有神論的宗教,乃是必然之事,然而中共對不涉及政治的宗教加以壓抑,確屬不當。
二○二○年七月十一日,台北《自由時報》A6版,刋載美國政府繼七日引二○一八年底生效的「西藏旅行對等法」對阻礙外人入藏的中國官員進行簽証制裁,九日再動用兩項國內法處理全球關注已久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穆斯林人權遭打壓問題,首度點名當地四名中國共產黨官員及其直系家屬禁止入境,並凍結其在美資產互動。如果中共官員在美國有資產,不免令人懷疑這資產是如何取得,按一般國家的公務人員其薪資通常都不會太高,充其量可以過個較富裕的生活、以及略有儲蓄以備退休後養老之用,這些儲蓄通常都會存放在本國銀行,如果多到會存到外國銀行,則這些金錢來源,很可能有問題,美國宣布制裁的中共官員計有:新疆前政法委書記朱海侖及新疆公安廳前黨委書記霍留軍等四人;其中陳全國於七月二十二日透過新華社回應表示「強調自己根本沒有興趣去美國,在美也沒有分毫資產」[41],而中共當局也對美國進行反制裁,巧得也是四個人:德州聯邦參議員克魯茲、佛州聯邦參議員魯比歐、新澤西州聯邦眾議員史密斯以及前文提到的國際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布朗貝克[42],其實這種裁毫無意義,不發簽證、凍結對方存款,根本是無傷大雅。
其餘有關新冠疫情者八則,其中一則提到自二○二○年七月十七日起封城,至八月二十五日,封城四十天,主城區封戶的有二十九天,據大陸網路平台稱:
「大多數民衆家中門窗全被貼上黃膠帶,大門被釘上鋼條,不准出門。民眾只能透過住戶微信群買基本民生用品,由志願者代買後放門口,連下樓都不可以, 停止上班期間, 民眾只能領基本工資, 不少民眾抱怨, 看病、奔喪、照看老人等需求,全都遭拒。而民眾在社交、網路上的求助文,幾乎都遭刪除。當地居民還稱,被強迫喝中葯。」[43]
當然就防疫而言,這樣做可以說是滴水不漏,但是平心而論,等於把民眾關在家中,似乎有些矯枉過正,因此大多數民眾對「一刀切」的抗疫管道不滿。另據新疆學者的說法,「烏魯木齊的疫情出現的很詭異,至今沒有找到『零號病人』,傳染源模糊不清,無法進行北京式的精準防控,不做整座都市的『休克式防控』,就無法將疫情壓下去。」[44]
烏魯木齊晚報報導,為回應民眾的需求,烏市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廿四日將該市的市委書記、市長以及相關防疫官員的手機號碼公開,並歡迎民眾隨時打電話詢問和反映問題(見注41),此一作法在中外官場上相當罕見,對化解「被封戶」的民眾的怨氣,應會起到相當作用。截至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台北《聯合報》A9版報導,新疆有137人檢測呈陽性,且均為無症狀感染, 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總人口為二千二百二十萬多人看(見本文注3),其疫情並不太嚴重。
(二)有關內外蒙古部分
關於內外蒙古背景資料,本文首節已有敘述,於此不贅,二○二○年一整年期間, 平面媒體僅刊載十六則有關內外蒙古之消息,平均每月僅一則略多,可以顯見台灣對蒙古地區之漠視,但其中也有頗值重視者,即為蒙古當局(即蒙古國)於二○二○年三月十八日通過《蒙古文字國家大綱》,決定從二○二五年起全面恢復使用「回鶻式蒙古文」,也就是俗稱的傳統蒙古文[45],該項報導稱「外蒙古於一九四六年在前蘇聯策動下脫離中國獨立成為蒙古國,隨即廢棄回鶻式蒙古文,開始使用以斯拉夫字母為基礎創制的西瑞爾蒙古文,也就是俗稱的新蒙文」。
這項報導至少有兩點需要澄清:
其一,
按一九四六年外蒙古脫離中華民國宣稱獨立,其國號,為「蒙古人民共和國」,不是「蒙古國」(「蒙古國」是蘇聯崩解前,脫離蘇聯控制始改稱「蒙古國」);
其次,
一九四六年宣布獨立稱「蒙古人民共和國」時,並未「開始使用以斯拉夫字母為基礎創制的西瑞爾蒙古文」,而是早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與部長會議決定推行以息立克(註1)字母拼寫蒙古語[46],這種蒙文在外觀上與俄文毫無差異,這種俄式蒙文一直沿用至今,上世九十年代,外蒙古脫離前蘇聯宣布獨立後,在台灣的蒙藏委員會透過特殊管道(時蒙藏委員長為吳化鵬,係蒙古族,通蒙語),與外蒙古取得聯繫,蒙藏委員會於一九九一年八、九月間曾派員赴外蒙古訪問,當時外蒙古當局即宣稱要恢復傳統蒙文,希望蒙藏委員會能協助外蒙古代為印製傳統蒙文小學一年級教科書三十六萬冊,並預定於一九九二年四月前印妥,於六月間運送外蒙古[47],所有費用由蒙藏委員會支付,只是當時台灣已找不到蒙文字模(註2),又改為在大陸內蒙古印刷,最後且因費用問題上了媒體,外蒙古恢復老蒙文一事,遂不了了之。
(註1) 息立克 - Cyrilic
Alphabet或譯為息立爾字母,也即《聯合報》所謂西瑞爾
(註2) 蒙文字模 -
按郭寄嶠任委員長時,曾設立蒙藏文印刷所,鑄造蒙藏文字模,嗣後人事更迭,在崔垂言任委員長時,裁撤該印刷所,人員遣散,字模及印刷設備年久失修竟至下落不明
事隔三十年,如今外蒙古當局又提出要恢復傳統蒙文,更宣稱要在二○二五年全面恢復傳統蒙文(即所謂回鶻式蒙文,或老蒙文),此說能否兌現,大有疑問。
要釐清此一問題,一個層面是經費與時程問題;另一層面則是傳統蒙文能否與時代需求相結合問題。先說第一個層面,外蒙古財政始終不佳,自一九九一年脫離前蘇聯獨立以來,國家財政幾乎都是外國援助[48],各國之所以願意援助外蒙,不全然出於「人道」思維,主要原因乃是外蒙古位處中、俄之間,可以監視中俄,更重要的原因,則是不願讓外蒙古重新併入中共。
外蒙古人口不多,大約二百五十萬左右(二○○○年時),而截至二○○○年,各國援蒙金額高達二十五億美元,平均每個外蒙古人民可攤到一百美元,就「單價」而言,不可謂不高,然而外蒙古經濟情況並未見有較大幅度改善,其中是否有使用不當及中飽情形,存有極大之懷疑空間,事實上外蒙古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在接受國際援助時,利用經手機會,中飽私囊的情形並不少見,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日本《讀賣新聞》即曾披露一則消息,大意略為:
「日本三井物產職員為了獲取一項由日本政府開發援助ODA(Japan’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援助蒙古的發電工程,被控以一百多萬日圓賄賂負責主管此項企劃案的蒙古高層官員。東京地檢特搜部宣稱:在調查日本國會領木宗男眾議院議員受託收賄案時發現,日本北方四島中的國後島發電廠投標一事,日本大商社之間圍標合作的內幕逐被掀開,而使蒙古官員受賄案意外浮出檯面。」[49]
此外,外蒙古前總統恩赫巴亞爾(二○○○~二○○九年先後任總理及總統),於二○一二年因貪污罪被捕(註1)初判七年,後減刑為三年(註2),外蒙政府廉潔受到懷疑,恢復傳統蒙文,必須從各級學校教科書做起,所需費用必然相當龐大,外蒙政府財政困窘,很難負擔此一龐大費用,要靠外國支援,恐非易事,一則自二○二○年新冠疫情漫延世界各國,經濟大受影響,是否仍有餘力支援外蒙古,不無疑問,再則外蒙當局貪汙情況也會使各國對援蒙一事考慮再三;至於外蒙古宣稱要在二○二五年全面恢復傳統蒙文,文字改革乃是大工程,要在五年內完成,難度非常大。
(註1) 見二○一二年四月十四日,台北《中國時報》A12版
(註2)
見二○一二年八月四日,台北《自由時報》A18版,同日《中國時報》A18版則稱判刑四年,未省孰是,但其貪汙則屬實
至於傳統蒙古能否與時代需求相容,更是一大問題,按傳統蒙文係直行從左到右,與數、理、化等科學很難融合,關於此一問題,早在五十年前,曾在政治大學教授蒙文之哈勘楚倫先生就曾理性的指出的:
「原有蒙文(按即指傳統蒙文或老蒙文)之所以能歷經多年而不為時代巨輪所淘汰,自有其歷史原因,然則平心而論,原有蒙文在不能橫書,不方便於科學的記述,以及形體的笨大,一字多音等方面的缺陷,倘不能力謀改善,則於人事日繁,科學發達的現時代裡,是否仍能盡其應用的職責?實不無疑問?」[50]
哈勘楚倫教授此項看法相當理性也極客觀,外蒙古能否在二○二五年全面恢復使用老蒙文,實無法樂觀看待。
同樣與蒙文、蒙語教學有關者,內蒙古自治區依照大陸官方於二○一七年下令全國中、小學生初始年級的語文、歷史、道德與法治三科目,一律使用國家統一編制教材,將從今年(二○二○)秋季學期開始達到全國實施的要求,其中內蒙古自治區教育廳強制自小學一年級開始,三科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授課,有家長在社群媒體表達不滿,即遭公安逮捕[51],《自由時報》於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卅一日、九月二日都刊載與此相關之消息,而九月四日,台北《聯合報》A10版也以《官方強推漢語,內蒙抗爭不斷》為標題,報導此事。
據《自由時報》八月二十六日的報導稱:「旅居美國、日本的蒙古族人分別向RFA(按係美國自由亞洲電台)表示,此舉在海外蒙古族人中引發強烈反彈『他們觸踫了蒙古族人的底線,也低估了保護自己文化的決心』,現在很多海外蒙古族人正積極蒐集此事相關文件和報導,並醞釀抵抗行動。……流亡海外的南蒙古組織『世界南蒙古人會議』主席海明(特木其勒圖)呼籲國際社會關注此事,指中國政府此舉明顯對蒙古族等其他民族的文化滅絕,『我們蒙古人一定反抗到底』」。這則新聞出現了「南蒙古」一詞,相當奇特,一般而言,在大漠以南的各部蒙古稱內蒙古,在大漠以北的稱外蒙古,這種說法見清代《理藩則例》,其文字為:
「大漠以南曰內蒙古,為部二十四,為旗四十有九。……逾大漠曰外蒙古,喀爾喀四部,附以二,為旗八十有六。……」
按《理藩則例》為《大清會典》的一部,而《大清會典》等同有清一代的《六法全書》,因此內、外蒙古二詞是法律名詞,而今冒出了「南蒙古」一詞,很顯然外蒙古就是「北蒙古」,那在外蒙古之北的布里雅特蒙古,是否要叫「北北蒙古」?
玩政治的人,喜歡杜撰名詞,而席海明者,原籍內蒙古昭烏達盟奈曼旗(註),生於一九五六年初,其家庭背景是中共幹部,可能在內蒙首府呼和浩特市工作,所以席海明於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在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學讀書,(即十五~十九歲,應是初中到高中階段),高中畢業後,曾到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左旗下的某個蘇木(鄉)工作了三年(一九七五~一九七八年),同年考入內蒙古大學歷史系就讀,一九八二年可能畢業了,有兩年沒有找到工作,按理當年大陸只要大學畢業,都會「分配工作」,理論上不應該會賦閒在家,這很可能與他在大學期間和幾個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同學「搞學生運動」有關,其實年輕人好談什麼真理、正義,其實什麼是真理?什麼是正義?他們並不清楚或許今天所謂的真理,若干年後,卻成了歪理,年經人只憑書本上說的一些故事,就自以為那就是真理、正義,他們有沒有想過亞里斯多德、柏拉圖、蘇格拉底在二千多年前,就開始追尋宇宙中的真理,可是至今都還沒找到,而今席海明已是垂暮之年,仍然流浪在外,他必須繼續反中共的一切措施,否則外國人不會贊助他,支持他。
(註) 內蒙古昭烏達盟奈曼旗 - 中共建政後,對內蒙古行政區劃曾有多次變革,撤銷原卓索圖、昭烏達兩盟,改設為赤峯市,把奈曼旗劃歸哲里木盟,一九九九年,又撤銷哲里木盟及縣級的通遼市改為地級的通遼市
很妙的是二○二○年九月八日,《自由時報》A20版,係《自由廣場》屬讀者投書性質,有一位署名于則章的投書,標題為「原來中國怕的是『蒙古二○二五』」,大意是說:一旦外蒙古於二○二五年全面恢復使用傳統蒙古文,將會把內蒙古「磁吸」過去,該投書者對外蒙古何時被前蘇聯強迫使用與俄文相同的息立克字母拼寫蒙古語的年代都沒搞清楚,也大談蒙古問題,該投書有以下一段文字:「可以想見,一旦蒙古國在,二○二五年正式恢愎傳統蒙古文,勢必會對內蒙古與他們同文同種的內蒙古人民在文化上產生更為強大的磁吸效應,屆時對中共絕對是一場惡夢。」
這一段文字特別以大一號黑體字呈現,可見報社編輯對這段話的認同,然而實際情況是否如此,本文首節曾提到內蒙古自治區的人口結構,內蒙古自治區共有二千四百六十萬多人,其中蒙古族不會超過四百五十萬人,外蒙古人約為三百萬人,三百萬人如何「磁吸」四百五十萬人,更不可能「磁吸」二千四百六十萬人。更有趣的是外蒙古有些人,於中共外交部長王毅赴外蒙訪問時,向王毅示威抗議,高喊「捍衛母語」和「王毅走開」等口號[52]。
此外,外蒙古前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在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在推特發文證實,「他給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抗議在內蒙古強推漢語教材的信函,已被中國駐蒙古大使館退回。」[53]是中共駐外蒙古大使柴文睿表示:內蒙古事務是中國內政,不容他人干涉。[54]柴文睿此項表示頗為正確,退回額勒貝格道爾吉信函,並無錯失。
另,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旺報》A15版,有署名林士清,以「行走兩蒙之間歷史隨想」為標題,說了一些外蒙古獨立的過程,另外提到內蒙古蒙人對「蒙古」的看法,提出以下三個反應:「首先,我們內蒙古人的血統比較純正,是成吉思汗黃金家族後裔……其次,我們內蒙古經濟發展比較好,號稱中國的『新月沃土』東林西礦、南農北牧,……內蒙古人普遍比較有錢,生活條件更好。第三,外蒙古雖然獨立,但經濟狀況不好,內蒙古隨便一個主要城市(註)人口都比外蒙多,外蒙獨立後,政治上受蘇聯的制約,淪為附庸國,經濟還是依賴中國。」
(註) 內蒙古主要城巿有: 呼和浩特、包頭、赤峯、通遼、烏海、呼倫貝爾、烏蘭察布、鄂爾多斯、烏蘭浩特
這一段話說得相當中肯,只是一九九○年外蒙脫離蘇聯之後,已不是俄羅斯的附庸國,這一段話正好批駁了二○二○年九月八日《自由時報》A20版于則章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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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所謂喀爾瑪克蒙古族,係指明末時衛拉特四部中之土爾扈特蒙古而言,明末衛拉特四部中以準噶爾部武力最強,時欺凌其餘三部,因此和碩特部東徏寧夏及青海,土爾扈特部西遷歐亞之交、襄海北岸伏爾迦河東西兩岸之地,百餘年後,俄羅斯漸強,對之強徵暴斂,土爾扈特汗不堪其擾,於清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年)決定舉部東返故土(今新疆西北塔城一帶其時準噶爾已被清廷剿滅),至約定之日,伏爾迦河未如往年冰凍河西部分不得東返,仍滯留其地,附近操突厥語民族稱之為留下者,其讀音為喀爾瑪克(Kalmark),詳情請見劉學銚《土爾扈特源流與考證按補》蒙藏委員會,一九七○年。
[31] 見二○一九年三月十三日,台北《聯合報》A10版。
[32] 見二○一九年二月二十日,台北《聯合報》A12版。
[33]
此一數字係採用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之《中國分省系列地圖冊、新疆》,二○一七年,頁4,大陸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全大陸維族為一千零六萬九千三百四十六人。
[34] 見二○一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台北《自由時報》A6版。
[35] 見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台北《自由時報》A8版。
[36] 見二○二○年十月十八日,台北《聯合報》A9版。
[37]
見二○一九年四月三日,台北《旺報》D2版,胡勇之專文。
[38] 見二○二○年五月十六日,台北《自由時報》A10版
[39]
見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台北《聯合晚報》A6版,二十九日《聯合報》A9版也刊載此一消息。
[40]
關瑣亞斯德教與摩尼教詳情可參見劉學銚《祆教.摩尼教從中亞到中原》一文,該文輯入劉著《從古籍看中亞與中國關係史》台北知書房出版社二○○九年,頁1~58。
[41] 見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台北《聯合報》A10版。
[42] 見二○二○年七月十四日,台北《自由時報》A5版。
[43] 見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台北《聯合報》A10版
[44] 同注41。
[45]
見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台北《聯合報》A9版。
[46]
見劉學銚《外蒙古問題新論》,台北南天書局二○一二,二○一四年出版,頁153。
[47]
見劉學銚《蒙藏委員會簡史續篇》蒙藏委員會,一九九六年,頁265。
[48]
國際間於一九九○年組成援蒙會議,討論如何協助外蒙古渡過經濟型,並提供貿經濟援助,約每十八個月到二十四個月舉行會議一次,多在日本舉行,僅一九九九年烏蘭巴托舉行。截至二○○○年各個提供約二十五億美元的援助,其中56%為捐款44%為貸款。詳見王維芳《第八屆援蒙會議》一文,文載《蒙藏現況雙月報》卷10期4,蒙藏委員會,二○○一年四月。
[49] 見金紹緒《蒙古目前爆發高官受賄案》該文未發表。
[50]
見哈勘楚倫《蒙文語文》,台北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一九七○年,頁335
[51] 見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台北《自由時報》A6版
[52] 見二○二○年九月十七日,台北《聯合報》A10版
[53] 見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台北《自由時報》A4版
[54] 同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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