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二○二○年是個不平靜的一年,由於新冠病毒肆虐,造成全球性災難,幾乎所有媒體都以報導新冠病毒疫情為主,以致許多消息都被忽略了,尤其在台灣客觀環境與大陸新疆、內外蒙古、西藏距離遙遠,又在主觀「去中國化」意識形態下,對大陸邊疆地區以及海外藏情消息,較諸往年,更為少見,筆者以台灣二○二○年主要平面媒體《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為主,間或採摘《蘋果日報》、《旺報》所刋載有關新疆、內外蒙古、西藏及海外藏情消息,作一整理分析並加以評論。
<上一篇: 台灣媒體對新疆、內外蒙古之報導>
(三)有關西藏或海外藏情部分
往年此間平面媒體關於西藏,海外藏情或達賴的報導,都相當的多,如二○一五年六十八則,二○一六年有五十三則,二○一七年含中印邊界爭執多達二百多則,二○一八年也有近百則,二○一九年僅有四十一則,至二○二○年更少到只有二十五則,數字明白顯示西藏或海外藏情、乃至達賴等問題,不再受美歐媒體的注目,這是事實,所謂葉落知秋,達賴的邊際效用已在遞減之中。
二○二○年全年有關西藏、海外藏情及達賴的消息,總共有二十五則,其中有十則關於中印邊境衝突,中共在西藏增兵,真正有關藏情者,只有十五則,較諸往年大見減少,不過黠慧的達賴善於掌握機會,只要有攝影機在,絕不會輕易略過,總要「把視線轉向鏡頭」,二○二○年七月十一日,台北《自由時報》A20版,由客家電視台新聞部經理向盛言署名,以「達賴喇嘛把視線轉向鏡頭……」為標題的投書大意略為:客家電視台欲到印度採訪達賴,由於達賴要在訪問當天上午九點開始弘法,所以可採訪的時間只有三十分鐘,當事先擬好的三個題目訪談完,時間已經將近一小時,工作人員已經要把達賴帶走,該文作者向盛言把握最後機會問達賴:「您還想再次訪問台灣嗎?」向氏稱「我發現達賴喇嘛原本全神注視我的雙眼,此刻卻轉向鏡頭,(以下一段以大一號黑體字印出)彷彿這個問題要回答的對象不是我,而是其他可能會看到這段訪問的人。尊者回答『我非常享受過去三次訪問台灣的經驗,只要有機會,我很樂意再次造訪台灣!』」從這一段文字描述,可以發現達賴如何在意可以「亮像」的機會,至於他說「我非常享受過去三次訪問台灣的經驗,……」當然「享受」訪台經驗,為信徒「灌項」(其實就是摸一下頭),就摸走了新台幣三千萬(見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台北《自立晚報》),當然「只要有機會,我很樂意再次造訪台灣!」
至於台灣那個社團或個人曾邀請達賴來訪,早在二○一八年十一月,達賴在印度達蘭薩拉舉辦「達賴喇嘛與華人量子科學家對談」,台灣由李遠哲出席,於十一月三日最後一天,李遠哲對達賴說:「非常歡迎到台灣。」[55],此外,二○一九年三月民進黨秘書長羅文嘉表示:歡迎達賴來台,[56]而這兩個人都主張台獨。
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起一連兩天,中共中央召開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總書記習近平提出治理西藏的「十個必須」,此事台灣《聯合報》於二○二○年八月三十日於該報A9版加以報導,報導中並未列出「十個必須」(註)詳細內容,經查網路,此十個「必須」為:
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必須堅持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藏的戰略思想。
必須把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作為西藏工作的著眼點和著力點。
必須堅持依法治藏,富民興藏,長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實基礎的重要原則。
必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
必須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必須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必須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務。
必須堅持生態保護第一。
必須加強黨的建設特別是政治建設。
(註) 以上查自Google
《聯合報》將其中第八個必須作為標題「習近平:力推藏傳佛教中國化」,在整個「必須」中,沒有出現「藏傳佛教」這四個字,而是指所有宗教,《聯合報》把它窄化了,其實源於西藏,傳播於各部蒙古的是喇嘛教,喇嘛教能否稱為佛教,很有討論的空間,喇嘛教密宗裡倡議雙修,想來釋迦牟尼必然是反對的,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此處不作贅述,(有興趣者請參考: 揭開喇嘛教的神秘面紗)按宗教的傳播理應落實本土化,試看源於阿拉伯半島的基督教其原始經典,必然是猶太文,然而今日世界各國的基督教會、教徒所誦讀的經典(舊約或新約),都是使用各國的官方文字,其中並未大量出現猶太語的音譯,這就是宗教的本土化,然而佛教卻有「五不翻」的規定,使佛經保存了許多梵語的音譯[57],使不闇梵語者,無法了解佛經,這是不夠本土化,也使佛教高僧掌握了佛教的銓釋權,頗不可取,如果習近平的「必須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是指這個面向,並無錯誤。
不過在這場座談會召開前,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吳英杰近期也在一場會議中表示 - 要教育各族民眾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與十四世達賴喇嘛劃清界限、並引導信教羣眾理性對待宗教、淡化宗教影響[58],吳英杰這一段談話頗有商榷之處,按政府或統治者,讓人民過上豐衣足食的好生活,這是執政的責任,反之,則是執政者的失職,談不上什麼感恩,這一段話充滿帝制時代的思想。
二○二○年九月五日,台北《自由時報》A8版,以「拜登打西藏牌當選後見達賴」為標題,報導美國總統參選人於九月三日聲明,只要他十一月當選總統。就會與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會晤,從新聞標題上看達賴只是拜登手中的一張牌,而今拜登已當選,但是面臨嚴重的新冠疫情、因大選而造成的社會分裂,急劇衰退的經濟……等,對新上台的拜登而言,其重要性遠超過與達賴會晤,縱然拜登會兌現上項諾言,看來也會等上述問題有了解決方案後,才會想到與達賴會晤一事,達賴且耐心的等吧。
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台北《旺報》A4版,刊載以「打通藏南補給線融入長江經濟帶川藏鐵路修築藏南亞地緣戰略」為標題的新聞,按從內地入藏交通極為困難,向來有諺語形容入藏之難為「一二三月雪封山,四五六雨臨頭,七八九正好走,十十一腊學狗爬」,其困難情形可以想見,此所以西藏與內地形成隔閡,中共於二○○六年修建完成青藏鐵路,大幅改善西藏與內地的交通問題,青海屬於偏遠省份,人口、物產都不夠多,修青藏鐵路時,共投資三百三十億人民幣,而今要修建川藏鐵路,投資總額高達三千一百九十六億人民幣,為青藏鐵路九倍多,可見其工程之艱巨,但四川為人口、物產的大省,一旦全線通車,對促西藏尤其藏南地區的交通、補給,必然大有改善,而且也極具戰略意義,南亞地區在地緣政治上,屬敏感地區,尤其美國提出「印太戰略」。南亞之地緣益顯重要,川藏鐵路之興建,其戰略意義更甚於經濟作用。
按《旺報》報導,一九六二年中印邊境戰爭,儘管中共軍隊戰勝,卻主動退出藏南爭議地區,並把俘虜的物資、軍隊、武器全部還給了印度。印度而後重返爭議地區建立了阿魯納恰爾邦(即大部分藏南),還移民三十萬人至此屯居。就是因為藏南地區一到冬天就大雪封山,與北邊內地隔絕,離大陸核心區太遠,反而與印度交通比較方便,中共軍隊在該地區無法保障物資供應,如果當時繼續與印度陷入長期苦戰,軍隊後勤補給完全無法跟上。這是中共的痛點,但是川藏鐵路建成後,從成都到拉薩只要十三小時,可以說是朝發夕至,無法補給藏南地區的痛點,可以說基本上解決了,未來中印邊境競爭,必將是好戲連台。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台北《聯合報》A10版,《中國時報》A8版,都報導了西藏流亡政府首長洛桑森格訪問了白宮,這則新聞頗值重視,蓋以往六十年,美國多位總統或以不期而遇方式、或在白宮非正式處所會見達賴,這可以解釋為美國總統會見西藏喇嘛教法王,但從未有西藏流亡政府高級官員訪問白宮。這次洛桑森格訪問白宮,對西藏流亡政府而言,當然是一大突破,拜登政府會否繼續此項作法,頗堪注意,不過縱然拜登政府延續川普作法,續與西藏流亡政府接獨,也不會產生多大作用,一則流亡海外藏人總共不超過二十萬人,其第二、三代多已融入當地社會,而達賴已高齡八十六歲,無論精神體力都有所衰退,即使他自稱能活到百歲,我人也祝福他能長命百歲,如今距他百歲也只有十四年,西藏流亡組織已進入後達賴時期,筆者曾對後達賴時期海外藏情有所推析[59],所謂西藏流亡政府的作用也將漸見消退。
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台北《自由時報》A6版,以「藏版新疆集中營五十四萬藏人被『職訓』」為標題,內容略為:「二○一六到二○二○年間上百份中國官媒體報導,官方機構文件顯示,中國正以轉移就業之名,將大量西藏農村剩餘勞動力移轉到軍事化的訓練中心,接受包括職技能、法律教育、思想教育和旨在培養對黨忠誠的『感恩教育』等培訓,此舉猶如在新疆設立所謂的『職業技能培訓中心』,強制維吾爾族等少數族裔勞動的政策翻版。」從這一段文字中看不出有「集中營」的意味,該報編輯下標題似太主觀。
上項新聞引《路透社》九月二十一日報導稱:「北京甚至訂出這些農牧人口遷移至西藏或中國其他地區的額度;根據西藏自治區政府網站上月發布的公告,今年(按係二○二○年)一到七月,西藏農牧民轉移就業達五十四萬三千人,『完成年度目標的90.5%』約佔西藏總人口的15%,其中僅約五萬人轉移至西藏他處,其餘都被送到中國各地。」這一段文字裡的數據頗有問題,依據中共第六次人口普查,西藏自治區常住人口為三百萬二千二百人,其中藏族人口為二百七十一萬六千六百人[60],是則所謂「西藏農牧民轉移就業達五十四萬三千人,……佔西藏總人口的15%」顯然有誤。另在新聞中提到「西藏和新疆議題獨立研究員鄭國恩」不知是一個什麼「機構」,所謂「獨立研究員」,難道還有什麼「不獨立」或「附庸」研究員?這個鄭國恩指出:「現在是自文化大革命以來對傳統藏人生活方式最猛烈、最明確和針對性的攻擊」、「這是脅迫(藏人)生活方式從農牧改為僱傭勞動」。鄭國恩提到「傳統藏人生活方式,不知鄭氏是否知道「傳統藏人生活方式」有多少是農牧奴,難道農牧奴的傳統生活,會比僱傭的勞動更好嗎?
四、結語
「西方人,尤其是菁英分子的西方人,通常都戴著一個面具。這個面具的用途十分奧妙,它示之於外的是民主、自由、人權 ; 是他們所創造的普世價值和規範(Norm);隱之於內的是霸權、剝奪他族的自由人權,甚至屠殺的黑暗歷史。其實面具後面不完全是歷史,也包括仍在進行的黑暗行為,所以這個面具絕不可摘下。載著它,行起事來便義正辭嚴;戴著它,『雙重標準』才好使。」[61],這一段文字鏗鏘有力,把西方人、尤其是美國白人的假面具剝了下來,當美國人指責中共對疆、藏的措施時,完全忘了美國白人警察射殺無辜黑人的事件,這是典型的的雙重標準,只因美國武力強,拳頭大,舉世莫奈他何。
二○二○年是本世紀以來最不幸的一年,歲次庚子,這是個不祥的年,一百二十年前義和國之團之亂,慈禧與光緒逃往太原,次年中國和英、美、俄、德、日、奧、法、意、西、荷、比等國簽訂《辛丑條約》,共十二款,附件十九件,主要內容:中國賠款白銀四億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還清,年息四厘,本息合計十九億八千多萬兩,等於每個中國人要賠二兩白銀,這是很大的付擔,還有其他很多不合理的條件,今年(二○二一年)歲次辛丑,看來也不會樂觀。
新疆、內蒙古、西藏或流亡印度、尼泊爾藏人,都與台灣相隔遙遠,照理說台灣媒體應不會注意到上述地區與民族的消息,但西方世界對中國的認知,認為山海關以東、長城以北、嘉峪關以西、以及青藏高原都不是中國(指歷史、文化的中國)所以刻意炒作上述地區所發生的事件,企圖激起上述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的反抗,以遂其分化、裂解中國的目的,因此對發生於上述地區的事件,無不刻意加以渲染。
而美國國會更制定了所謂「支持」西藏、維吾爾的法案,在通過所謂「西藏政策及支援法案」中,強化美國對西藏的支持,這項「法案」包括對中共干預西藏宗教自由與達賴轉世傳承的官員祭出制裁[62],更妙的是,美國「國際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布朗巴克於二○一九年十一月初在印度、達蘭薩拉,會晤達賴時,詳談達賴轉世議題,返回華府後,為進一步阻止「中國」欽定達賴去世後的繼承人,美國希望聯合國介入達賴的轉世[63]。
美國政治人物真的不懂歷史,按一、二世達賴是追尊的,「二世」達賴根敦嘉措(一四七五~一五四二年)的轉世是索南嘉措(一五四三~一五八八年),為了找一個強有力的「護法」,遂與蒙古吐默特部阿勒坦汗(或作俺答汗,不是蒙古族的大汗)結盟,以對抗當時在藏地握有政治實權的噶舉派帕木竹巴政權,阿勒坦汗贈以「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名號,簡稱「達賴喇嘛」[64],可見此一名號之由來,與藏人毫無關係,而索南嘉措則以「大梵天法王」名號回贈阿勒坦汗。不僅如此,為了蒙古吐默特部武力能成為喇嘛教格魯派的後盾,更以阿勒坦汗的曾孫為索南嘉措的轉世靈童,也就是第四世達賴,當蒙古吐默特部勢力衰微時,四世達賴雲丹嘉措也以二十八歲青壯之年「適時」去世,當時掌握藏地大權的藏巴汗,原不准四世達賴轉世,但藏巴汗身罹重病,羣醫束手,在命在旦夕之際,四世班禪精通歧黃之術,為藏巴汗療治,結果藥到病除,妙手回春,藏巴汗為感謝其療治之恩,原要給札什倫布寺捐獻一座莊園,但四世班禪謝卻此一厚賜,只求准許四世達賴轉世,藏巴汗感於四世班禪有救命之恩,只得准許四世達賴轉世[65],可見達賴之轉世既不是由達賴自己決定,也與藏人無關。
五世達賴天生睿智,在其師父四世班禪協助之下,聯合青海蒙古和碩特部,固始汗(或作固實汗),進軍西藏,摧毀藏巴汗政權,由是格魯派在藏地成為最有勢力之教派,但政治權力則握在固始汗手中,固始汗去世後,其後繼之子、孫對藏地政務不感興趣,五世達賴初由蠶食政治權力(註1),後則鯨吞,自此達賴一系握有政治權力,權力會使人上癮,從此之後,藏地或蒙古地區喇嘛教格魯派高位階活佛,往往只在幾個豪門家族中轉世,如清高宗乾隆所稱:
「自前輩班禪額爾德尼示寂後,現在之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之呼必勒罕及喀爾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圖皆以兄弟叔侄姻婭遞相傳襲,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親族,幾與封爵世職無異。」[66]
可見達賴之轉世,顯然有人為操作情形,也可見「活佛」轉世,並不盡如所謂「能知前生後世,不墮輪迴,生死自如,死後仍然轉來」(註2)。美國的「國際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布朗巴克顯然對宗教所知有限,所以才會要聯合國介入達賴轉世這種話。
(註1)
有關五世達賴剽竊政治權力經過情形,可參見孛兒只斤.蘇和、班布日著《衛拉特三大汗國及其後人》,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二○一四年
(註2) 見胡耐安《邊疆宗教》,蒙藏委員會。一九六一年,頁35
乾隆眼見藏蒙地區喇嘛教格魯派活佛其轉世竟有私相授受情形,乃定「金瓶掣籤」之規定(同注64),從此達賴、班禪,哲布尊丹巴等大活佛之轉世,都需經過中國清朝所規定之金瓶掣籤,如僅覓得靈童一人,也需中國清朝皇帝核准免予掣籤,這點明載嘉慶以後諸帝實錄,豈容他國介入。
至於新疆自實施「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以來,三年多未發生恐爆事件,以今日通訊科技的發達,設若新疆曾發任何恐爆事件,美歐媒體絕對會擴大加以報導,然而這三年多來西方媒體只對「再教育營」(即中共新疆當局所稱的職業技能培訓中心,另有此間某一媒體稱之為集中營)加以指責,因為沒恐爆事件可以作文章,所謂職業技能教育,或許帶有某種程度的強迫性,但是總比恐爆事件來的溫和吧,正如前文所引「西方人,尤其是菁英分子的西方人,通常都戴著一個面具」,以雙重標準評論世事,所以對上述地區相關消息的報導,幾全為負面的,有失媒體的立場,但却符合西方「雙重標準」的標準。
二○二○年因新冠疫情的影響。對上述地區的報導較往年大為減少,如二○一九年對有關新疆的報導,就有一百三十九則,二○二○年只有五十三則,內外蒙古、西藏的情形更是如此,而且絕大部份都是採用美國的報導,鮮少自行採訪,使事件的真實性有了疑問,也就是說立場偏向美歐的觀點。
[55] 見二○一八年十一月四日,台北《自由時報》A7版。
[56] 見二○一九年三月八日,台北《中國時報》A4版。
[57]
所謂「五不翻」原則首見於南宋法雲《翻譯名義集》第一卷《十種通號》第一「婆伽婆」條,唐玄奘法師明五種不翻:一、秘密故不翻,陀羅尼是。二、多含故不翻,如「薄伽梵」含六義故。三、此無故不翻,如闇浮樹。四、順古故不翻,如「阿耨菩提」實可翻之,但摩騰已來存梵音故。五、生善故不翻,如「般若」尊重、智慧輕淺。令人生敬,是故不翻。所謂不翻,是指不意譯,只音譯。
[58] 見二○二○年八月三十日,台北《聯合報》A9版
[59]
該文刊載於《中國邊政》半年刊第222期,台北中國邊政協會,二○二○年十二月,頁1~37。
[60]
見北京中國地圖編印《中國分省系列地圖冊──西藏》,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二○一八年,頁4。
[61]
見二○二一年一月二十日,《聯合報》AB版,劉兆玄專文《面具與口罩》。
[62] 見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台北《自由時報》A5版
[63] 見二○一九年十一月十日,台北《自由時報》A12版。
[64]
見克珠羣佩主編《西藏佛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二○○九年,頁455。
[65]
見陳慶英等編著《歷輩達賴喇嘛生平形象歷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二○○六年,頁128~129。
[66]
見《乾隆御制喇嘛說》,此處係引自趙志忠《清王朝與西藏》,北京華文出版社,二○○一年,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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